理论与现实:从杖打透视佛教律学本土化

汉地杖打古已有之,佛教传入后也出现杖打现象,以禅宗棒喝与清规杖责最为出名。而从戒律学观点来看,印度律典不赞成杖打的随意施用,对特殊条件的开许有着严格要求。而佛教界亦有对杖打的批评声音。杖打进入汉传佛教,是律学本土化的表现,其背后有多重原因,我们应辩证对待。既不能盲目否定杖打的教化价值,也应防止其被滥用误用。     

青海瞿昙寺瞿昙殿、宝光殿中文殊金刚四十三尊曼荼罗图像考证

本文根据《究竟瑜伽鬘》第二十章"文殊金刚四十三尊曼荼罗",考证了瞿昙寺瞿昙殿、宝光殿东西两壁的十身多面多臂像的壁画内容,对于这些尊像身份的确认,有助于我们了解《幻化网怛特罗》、文殊金刚四十三尊曼荼罗在十五世纪流传的史实。瞿昙寺位于青海乐都县城城南21公里处,由西藏三罗喇嘛开创。全寺由前、中、后三进院落构成,主要建筑有山门、左右碑亭、金刚殿、瞿昙殿、宝光殿、隆国殿、护法殿、三世殿以及左右回廊、钟鼓楼等。据瞿昙殿内正栋枋底面"大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秋岁在辛未季秋乙酉朔越六日庚寅"[2]的墨书题记,可知瞿昙寺建于明洪武帝时期。     

早期禅宗戒律观的演进

达摩一系的早期禅师们都是持守戒律的,从道信开始,菩萨戒被禅宗所重视,禅戒合一成为禅宗教学的一个特色。神秀及其门下继承了这一传统,并有所创新,形成独特的菩萨戒思想。慧能无相戒保持了菩萨戒授受的形式,却赋予菩萨戒全新的内容,将所有戒法都纳入心法之中,从而淡化了戒条的约束作用和固有权威。纵观菩萨戒中国化的历程,无相戒的提出标志着菩萨戒中国化的基本完成,从此,中国有了完全独立的菩萨戒理论,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新的问题。     

《金刚般若经》讲义

<金刚>一经为般若学之根本.<般若>诸经以<大般若>之第二分(<大品般若>)为根本,此依龙树判有前后两分,皆以<善现般若>为主.<善现般若>精义<金刚经>赅摄之.又二分之判,分详般若道与方便道,对比观之,自以方便道为究竟.方便道二十一品要旨,<金刚>一经具备无遗,井然不乱,故谓<金刚>一经为般若学之根本,实亦般若学根本之根本也.     

心生何处

《金刚经》:“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在佛学中,第一大难关是了解“名相”。“名相”二字,原意指用耳朵能听到的,是“名”;用眼睛能见到的,是“相”,二意相合,概指一切事物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以及人们对一切事物的感性认识。     

游北台顶纪实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五日,天气格外晴朗,吃过早饭,我们便乘北京吉普向北台驰去。那绕岭环峰的公路,象玉带一样在半山腰中弯弯曲曲盘旋而上,红围墙的庙宇若隐若现,宛如在云层之上,蓝天之中。在这空中走廊上举目遥望,天空雄鹰飞翔,山间云雾飘动,沟壑流水潺潺。五台山的秋季,丰彩独异,墨绿色松树依旧苍翠,一排排一行行,从山底一直到山顶。     

普陀山与观音信仰

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对观音菩萨的信仰千百年来早已广泛流传。她是大乘佛教慈悲救世精神的体现。无论净土、禅、密各宗，任何拔苦与乐的法门，都离不开观世音菩萨。慈悲即观音，在中国妇孺皆知，深入人心。观世音菩萨象征泛在的真理，无形而无所不在，有“人类的仁慈保护者”之称。     

敦煌本《十王经》文本系统再考察——以经中长行为中心

敦煌本《十王经》是研究十王信仰的重要资料。过去学界已对其文本系统做过诸多讨论,关注焦点主要是图像与赞文的有无。本文则以经中长行为中心,在综合考察诸本同异的基础上,选择较易识别的列名菩萨数,将文本分为四种:三菩萨本、五菩萨本、六菩萨本、十一菩萨本。四种文本的演变,呈现四种特征:同出一源,三菩萨本最早,五、六、十一菩萨本的增衍异中有同,有赞本后出但不一定最晚。本文的考察可使《十王经》各种文本的思想及功能、十王信仰的演变过程更加明晰。     

从维摩诘形象的变化看佛教美术中国化

<正>随着《维摩诘经》与中国文化的深度融合，维摩诘居士的形象也成为魏晋至唐宋时期佛教造像的重要题材。从菩萨造像形制到清谈名士模样的转变，再到秀骨清像与丰颊硕体的轮替，维摩诘形象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呈现出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佛教美术中国化发展历程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