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天论》“制天命而用之”重探

《荀子·天论》"制天命而用之"的含义,通常认为是掌握自然规律而利用它,这种解释是把"制天命而用之"模糊化为"制天而用之",却没有对"命"字给出明确解释,既没有坚实的文本依据,也不符合《天论》主旨,合理的解释应为"裁制天所禀赋的自然材性而利用之"。《天论》乃至《荀子》全书认为,人在天面前并不能为所欲为,人只能在承认天所造就、原本就有的自然材性的前提下,进行裁制、改造、利用等活动,其核心逻辑是"天生人成"。"制天命而用之"被错误地理解为"掌握自然规律而利用它",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哲学史研究惯性的影响,潜意识地把"天命"理解为范畴、概念,却没有注意到"天命"首先是先秦诸子重要的观念用语之一,而对观念流变的忽略,往往是哲学史研究进路的盲点所在。     

儒家，还是杂家？——《颜氏家训》思想归属辨析

从《颜氏家训》作者的家族文化底色、思想来源、作品主题、核心价值来看，《颜氏家训》的思想归属是儒家，而不是某些学者所认为的杂家。第一，从《颜氏家训》的“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的学术追求与使命担当来看是儒家而非杂家；第二，从《颜氏家训》的“整齐门内，提撕子孙”的宗旨来说，是儒家的齐家之道，不是佛家的出家之法；第三，从《颜氏家训》坚守仁义诚孝的核心价值来看，《颜氏家训》是儒家而非杂家。虽然《颜氏家训》有“曼衍旁涉”之处，只能说其博大，但这不能作为判断其思想归属的根据。     

文化的终极关怀与逻辑学的命运——兼论中国文化不能产生逻辑学的根本原因

当我们断言中国古代没有逻辑学的时候,并不否认中国古代有逻辑思维.问题就在于:为什么中国古代的逻辑思维不能发展为逻辑学?通过文化比较可以发现,文化的终极关怀对逻辑学的命运有决定性影响.何以希腊文化能完成从逻辑思维到逻辑学的发展,希伯来文化却不能?根本原因在于希腊文化以知识作为终极关怀,使认知主义成为主流,而希伯来文化以宗教信仰作为终极关怀,使反智主义成为主流.中国文化不能产生逻辑学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内圣外王之道"作为终极关怀:一、在"内圣外王之道"的支配下,由道德与政治结成的价值体系的霸权与逻辑学的价值中立的本性不相容;二、在"内圣外王之道"的支配下,逻辑思维没有充分发展的余地.     

多彩音乐课堂,学生成长平台

一、趣味课堂,快乐成长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是音乐学习根本动力和终身喜爱音乐的必要前提，因此我们以丰富的教学内容和生动活泼的教学形式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兴趣，不断提高音乐素养，丰富精神生活，培养审美情趣，产生审美追求。     

皮埃尔·诺拉及其“记忆之场”

皮埃尔·诺拉主编的多卷本《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陆续出版后,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作为中文节译本导读,本文在梳理了该书编纂的前因后果后,介绍了收录于中译本中的11篇论文的主要内容,指出诺拉继袭了哈布瓦赫以来将历史与记忆区隔的传统,因此招致了主张历史即记忆的保罗·利科等之批评。     

论解嘲

人生有时颇感寂寞,但在遇到危难之境,人之心灵,却能发出妙用,一笑置之,于是又轻松下来。这是好的,也可以看出人之度量。古代名人,常有这样的度量,所以成其伟大。古希腊大哲人苏格拉底,娶了珊蒂柏,她是有名的悍妇,常做河东狮吼。传说苏氏未娶之前,已经闻悍妇之名,然而苏氏还是娶她。他有解嘲方法,说娶老婆有如御马,御马没有什么科学,娶个悍妇,于修身养性的工夫大有帮助。有一天家里吵闹不休,苏氏忍无可忍,只好出门。正到门口,他太太由屋顶倒一盆水下来,正正淋在他的头上。苏氏说:"我     

“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

<正>经文:诗116:12-19当你的生活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活时,你所做的每件事都将成为崇拜的行动。在旧约中,以色列人向神献上他们的牛、羊、鸽子;在新约中,《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参来13:15)。彼得说要"藉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参彼前2:5);保罗劝勉"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参罗12:1)。对于圣乐侍奉的人来说,怎样的侍奉才是更美的?笔者将从三个方面进行分享。     

古今中西视域中的“事”哲学

20世纪40年代，张东荪和梁漱溟曾在中西哲学比较的背景下提出“中国人极有事的观念，且或化物为事”,“西洋人极有物的观念，且或化事为物”。这说明中国传统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事”的哲学。无独有偶，当代学者赵汀阳和杨国荣等不约而同地重提“事”观念，并分别构思出“事的形而上学”和“以事观之”的哲学进路。可以发现，一种现代“事”哲学已然形成，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向。在现代“事”哲学的建构中，一个重要却未被重视的问题是“事”观念的古今之变。传统“事”哲学未能重视由“物”观念所主导的事实维度，从而偏向了价值维度。在“古今中西”的视域中，现代“事”哲学则要求一种扬弃了“物”的“事”观念，进而以之沟通价值和事实，使之不堕入任何一偏，最终成为一个独立观念。尽管如此，就中国哲学传统中亦存在一种正视且反省“物”的暗线而言，现代“事”哲学也处于中国哲学传统的延长线上。     

先秦法家的治国理念及其现代性北大核心

法家以“一断于法”的理性精神,通过因功赏爵、察能授官的制度设计,打破了传统“别亲疏,殊贵贱”的礼治秩序,促成了政治体制的变革和“大一统”的奠基,其历史功绩是不容否认的。秦朝的灭亡,主因在于其施政方式,而不能简单归咎于法家思想。在法家那里,整肃社会秩序的关键在于确立一个客观、公正的价值准则,而儒家的教化之道缺乏必然性,“有法之常”作为治国的基本准则是道德所不能取代的。尽管在后世“儒法合流”的过程中法家学说日渐为儒教所吞噬,但其与时俱进的变革精神和富强之道,以及“一断于法”的价值诉求等,在今日依然具有重要的启迪与借鉴意义。当然,中国要真正走上富强之路,从根本上取决于民众内在潜力的充分发挥及相关的制度设计;民众不应只是国家富强的工具,国家富强应以民众权益为前提;唯有真正实现“唯法为治”,才能筑牢中国长治久安的制度根基。     

我“X”故我在 ——读笛卡尔《形而上学的沉思》

一笛卡尔与康德不同:康德把知识与自由意志区分开,认为自由意志超越了人的理解能力。这是康德哲学的最杰出的思想,也是他超出笛卡尔哲学的最关键之处。笛卡尔则并没有像康德那样在思想内部清晰地划定理解与自由意志之间的界限,更没有从自由意志方面来理解康德所说的“自在之物”。后一个思路引出了叔本华和尼采,乃至现当代的欧洲大陆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