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慧者无定,无定者无慧。兼具定与慧,彼实近涅槃。——《法句经》

这段经文很容易懂,无需多加解释。这里说的慧,按佛家的意思是观察四谛之法。四谛,一是苦谛,即说明人生多苦的真谛,苦是人生宇宙的真相;二是集谛,是说明人生为何是苦的真谛,人生的痛苦是因有贪瞋痴,造作种种恶业而招集来种种痛苦;三是灭谛,是说明涅槃境界才是消灭痛苦的真谛。     

中国“和”文化与和平外交

"和同之辩"表现了中国古代"和"与"同"的区别与联系,"和而不同"体现了二者的辩证关系。中国"和"文化表现在物质形态、精神理念、生活习俗和社会规范等诸多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要素,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和"文化引领下的新中国和平外交,具有鲜明的中国"和"特色,热爱和平、倡导和平、维护和平、捍卫和平是中国和平外交中的核心诉求与基本内容。     

论猴体解剖与猿体结构之谜——鲍德里亚《生产之镜》的批判性解读

青年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一书中,批评马克思将资产阶级的生产逻辑世界观外推到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可是,他自己却用象征交换关系来重新图解全部历史。文本有针对性地分析了鲍德里亚对马克思历史观的相关指责,并以科学的态度重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原则。     

《东京文学》杂志稿约

一、杂志介绍 国内统一刊号为cN41．1052／I，国际标淮刊号为ISSN1003-5346.《东京文学》是万方数据、龙源国际期刊网、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等全文收录期刊。专刊登文化、文学、艺术、民俗、影视等领域的理论研究文章。杂志内容丰富，印刷精美，雅俗共赏，集权威性、实用性、前瞻性与专业性于—体，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     

朱子设教思想在士庶中的一贯性——以义利之辨为角度

朱子认为利有好坏，但都要严辨义利。对不好的利当然要与义严格分别，极端即为舍生取义，这对士庶来说皆然，因为这关系到人禽之辨，有民之秉彝好德为基础。而考虑到位分、责任不同，对士庶的要求则有轻重、缓急之异，理学家并非苛刻无情者；对好的利仍要严义利之辨，是避免人为利而行义以至于终不免为利而行不义，朱子因此极推重董子“正谊明道”及张南轩“无所为而为”之说。但此时严辨义利并不意味着讳言利，“利者，义之和”既为自然之理，朱子对此平正说之，以礼乐政刑之惩恶扬善与以鬼神之福善祸淫来施教、劝谕皆正大光明，而并非就是以利害动人；朱子认为根本的是先要明理，义理明则利害自明。否则用心专主于功效利害上，设教即成设伪教，劝善即不免为劝恶，而士庶并受其诬。只有在上者既明义利之辨而为之倡率，其作为为政主体的地位才能凸显，政治才成就为德化政治而免于功利主义。且安顿好鬼神之福善祸淫对时政的辅助地位，神道设教的正大、充分含义亦得以彰明。     

《易纬·乾凿度》的哲学思考

《易纬·乾凿度》是汉代一部非常重要的易学和哲学著作 ,其用象数方式编织的天道观 ,不仅包含了阴阳卦气思想 ,同时还继承了老子和《中庸》的本体论思想以及儒家的价值理想 ,是我们研究汉代哲学思想不可或缺的资料。《乾凿度》提出的“易者 ,易也 ,变易也 ,不易也”勾画出了一幅理想的宇宙社会图景 ,其中既有高妙的本体论思想 ,又有对社会秩序的思考。《乾凿度》还借助道家思想和孟京以来的卦气说 ,建构了一套完整的宇宙生成模式。尽管这种生成模式不甚深刻 ,也有一定缺陷 ,但却体现出很强的时代特色。同时 ,在这个宇宙生成模式背后包含着作者深切的人文精神和深沉的忧患意识 ,体现了汉代易学“天人之学”的精神实质     

“平庸之善”与功夫的“外体化”——走向人类成熟之路

“平庸之善”是由阿伦特“平庸之恶”一词引申而来。儒家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正可以说是“平庸之善”,即善行成为人们无需思虑决断的常态。这种常态需要个人的基本道德修养，更需要合适的社会环境条件。传统儒家“风行草偃”的观念揭示了个人修炼功夫与社会条件的关系，即个人(尤其是社会精英层)的功夫可以“外体化”为社会风气(文化)和社会体制，而大众的功夫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和体制的“功用”表现。只有当个人的德性“外体化”为相对独立于个人修持的社会存在，形成体制性的保障和文化氛围，才能防止“平庸之恶”的泛滥和促进“平庸之善”的形成。从作为整体的人类生存状态来看，功夫的提升就是“人类的成熟”;个人功夫“外体化”为社会的体制和文化，就是人类总体功夫的“体身化”。     

“兼”与“交”:墨家“兼爱”思想新探——兼与儒家“仁爱”思想比较

“兼爱”是墨学的核心与基础，平等与交互是兼爱思想的两大支柱。墨家对“交”的强调意在描绘一种交互式的群体结构，“兼爱”不表现为“反求诸己”的个体行为，而是一种必须在群体交往中才能体现出并被遵循的行为准则。墨家“兼爱”旨在建立外向平等秩序，个体与他人及群体在交互社会中密切关联，人己互动塑造着个体行为的边界。儒家“仁爱”思想包含深刻的平等思想，不能将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笼统地归结为差等之爱与平等之爱，只有通过对实现平等之爱的不同路径的反思才能达到对儒墨差异的深刻认识。     

简析张怀瓘论书法之美的心理成因

汉唐书法创作论中关于书法美心理成因的探讨在汉末蔡邕就已开始,至唐张怀瓘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虑以图之,势以生之,气以和之,神以肃之"的观点。本文认为这四个方面中"虑以图之"讲书法创作过程中书法意象的酝酿,对于模糊意象的加工、提炼、整合;"势以生之"讲书法创作中心理动态趋势对"笔势"、"字势"和"局势"的决定;"气以和之"讲书家个性气质对书家书风形成的决定作用,以及即时生命情态对于单件作品中各种形式因素的统一、和谐的决定作用;"神以肃之"讲精神的精审对书法基本审美品格的决定性作用。     

浅议“隐逸”与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关系

隐逸作为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文化现象,是调节士、文人与统治集团之间关系的一种手段。东汉以来,隐士与山水的关系亲近起来,以至于后人把隐士与山水的关系看成自然乃至必然的关系。中国传统山水画尚意,始终表现着传统文人对精神家园的向往。在审美和创作中,中国人通过山水画艺术来彰显自身的心理和谐,以追求尚意的象外之境的艺术审美特征,实现理想人格的塑造和人与自然的心灵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