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堂酒会”与近代早期英格兰价值观念变迁

教堂酒会是近代早期由堂区教堂组织的一种集体狂欢活动，主要盛行于都铎时期的农村地区，一度成为募集堂区资金的最大单一来源，在黑死病之后的特殊历史时期，为重建教堂和贫民救济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支撑，而且作为一种集体性娱乐活动，教堂酒会还起到了增进社区睦邻关系的历史作用。但是，这一习俗伴随着宗教改革的反复而几经兴替，尤其是伊丽莎白女王中晚期清教主义的发展，清教徒强调恢复符合新约的纯净的习俗和教义，从而导致了对传统狂欢活动的强烈抵制，与此同时，系统化的教堂税赋在各地逐渐发展起来，这些因素使得教堂酒会最终走向没落。     

思想者的启程

列维-斯特劳斯于1935年二月来到巴西,在新成立的圣保罗大学教授社会学。在圣保罗令人振奋的气氛中,他与巴西现代主义的奠基者们,尤其是先锋运动的核心人物马里奥·德安德拉德建立了友谊。后者资助了这位年轻的研究者展开在马托格罗索州和亚马逊雨林的探险。20年之后,列维-斯特劳斯在遇到了其他文化并拥有了其他经历后,才描写了在巴西的这个时期。髙度自传性的《忧郁的热带》包含了大多数在其后期著作中重新出现的论题,列维-斯特劳斯从不同的视角对此做出了深人的思考。这一导读性文章重建了列维-斯特劳斯在巴西的事业的关键阶段,并说明他向着"新大陆"的启程如何成了一项伟大事业的起点。     

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与康德式后果主义——以舍利·卡根为例

通过区分“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与“行为者中立”两种立场来探讨义务论与后果主义之间的优劣，是当代西方道德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认为道德规范对特定的个体行为者具有一种约束，这种约束要求特定行为者不能做某种行动，即便这种行动能够避免造成更大的侵犯。而行为者中立的立场则否认道德规范指向某个特定的行为者，并对其产生实际的约束作用。不少研究者认为义务论坚持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进而把康德伦理学划归以行为者为中心的义务论范畴。然而，卡根反对这种解读，他试图证明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在规范层面支持行为者中立的立场，应当从中得出后果主义而非义务论的规范性结论。卡根的论证正确地指出了后果主义原则与普遍法则公式的相容性，却错误地否定了义务论原则与普遍法则公式的相容性。     

仁学实践论浅说——儒家仁学思想的历史发生、推扩开展及其实践论反思

自孔子开宗创派、以仁立教以来,有关仁爱、仁道的话语就始终贯穿于儒家的整个理论论说与思想演生的历史脉络中,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儒之为教的实质意义正在于它在历史上建构了一套以仁为核心的话语、理念与实践。就仁道理念的实践次序而言,历史上的儒家大都强调自家庭之孝亲开始,逐渐由近及远地不断扩充践行仁道的范围,推己及人乃至于最终达到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高远境界。在今天,我们必须从仁学实践论的进路推进和深化儒家仁学思想的新开展,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其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第二届国际前苏格拉底学会会议简记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是一个长期引起人们争论和困惑的问题.本文从对<形而上学>T卷开始的一段话的分析入手,在澄清了人们的种种误解之后,表明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以一类特殊的实体亦即不动的动者为研究对象的根本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亚里士多德的实体理论出发,通过分析这个理论的本质主义的、功能主义的、目的论的内涵,最终说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体系是一个自然目的论的体系.     

允恶,为自由之故?

神正论问题向来是宗教哲学绕不过的核心问题之一,即如果上帝拥有全知、全善和全能的属性,那么恶为何存在?刘易斯从几种回应入手,最终将论争的焦点集中在A.普兰丁格的自由意志神正论上。刘易斯反驳了普兰丁格对神正论仅仅作"辩护"的态度,也认为应当扩充一下普兰丁格的"有意义的自由"的含义。通过对比相容论和不相容论,本文论证了对自由意志神正论应当采取不相容论的立场,并且引入莫林纳主义的"中间知识"和"关于自由的反事实句"两个概念。最后,刘易斯为了反驳自由意志神正论,提出上帝可以给予受造物选择性的自由,这样一来,有自由的受造物和无恶的世界就能并存,由此指出了自由意志神正论的问题所在。     

论组织研究的行动主义转向

组织研究以人的主体性行动作为研究元点。组织的结构是对组织连续性行动的具象描述,组织成员和微观过程将组织的宏观变迁关联起来。社会治理场域中的组织研究正在走向关注组织中的行动者、关注组织行动的关联性特征的行动主义路径上来。行动主义主张社会存在于人的行动之中,因此行动主义的组织研究致力于发现组织中的人性和复杂性,发现组织行动的关联性和去中心化特征,这代表着组织研究将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实现双重的转型。进而言之,行动主义为个人行动和组织行动提供了价值指引,不仅将成为后工业社会中组织结构与制度设计的原则,也将成为未来社会治理的原则。     

柏拉图与柏拉图主义在晚明中国

晚明时期，与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的系统译介不同，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思想，是点缀于主流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译著和其他各类西学著作中而传入中国的。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所论通往天主的三条道路，对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思想多有倚赖，且可能受柏拉图主义者费奇诺的“古代神学”思想启发，在中国古籍中寻找天主存在的痕迹。普罗提诺的“流溢说”和柏拉图的灵魂论，则是作为正统创世说和灵魂论的典型异端被引入中国。在伦理学方面，“罢辣多”多次现身说法，以故事和格言的形式，在童蒙教育等方面进行道德教诲。     

马克思哲学近康德阐释的若干问题

多年来，在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关系的研究中，黑格尔哲学一直被视为马克思哲学直接的理论来源，进而在马克思哲学的阐释方式中形成了一种强大的黑格尔主义传统，这一传统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形成了巨大影响。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这一阐释路径存在一定的限度和问题，因此，近年来便试图在这一传统之外寻找一条新的哲学道路，这就是近康...     

战国竹书中的儒家法思想论析

上博竹书《三德》与《天子建州》均有涉及儒家法思想的简文。简文表明,儒家要求将仁爱与人情融入司法实践,既确保法律的威严,坚守法律的公正性,又能"中情而丽于法",即缘情司法而不"屈法伸情"、以情淹法。这要求司法者既具有仁爱之心,"断刑以哀",又具有"增去以谋"的权变能力。这种法律思想是建立在其仁政爱民、礼乐教化为主、刑罚为辅等政治原则基础上,体现出儒家法思想的矜恤主义与民本主义、人道主义特征。从简文的时代背景分析,儒家"中情而丽法"、"断刑以哀"等主张的提出,无疑是对法家"一断于法"思想的批判,体现出儒法两家法律思想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