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文化的自尊需要：基于中国人的研究证据

自尊需要是否具有跨文化普遍性是文化心理学领域近10年来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围绕这一争议, 本文从6个方面对国内外基于中国人的自尊研究进行了梳理、整合和解读。结果显示：1)自尊作为一种结构在中国和西方是类似的; 2)中国人的自尊是存在积极偏差的; 3)高自尊对中国人是有益的; 4)中国人需要、努力且策略性地维护和促进自尊; 5)中国人只是在自尊的认知成分上水平比西方人低, 情感成分上不低; 6)自尊的文化差异可以由动机或需要本身以外的与文化密切相关的因素解释, 比如：谦虚、趋中的反应偏向、朴素的辩证认知风格等。这些证据表明：自尊需要具有跨文化普遍性, 但其表达、促进和维护因文化而异。     

建立基督教会必须警惕异端邪说的危害

为了说明警惕和反对异端邪说的必要,我将从四个方面叙述一点看法,请大家指正。 一、不随从各样的异端是圣经的教导 新约圣经有三处明确提出要谨防异端邪说的危害。如保罗在以弗所书4:11—16节中说:建立基督的身体,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不要被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沙特政教关系与教派主义话语的构建

在伊斯兰世界,沙特阿拉伯是唯一以瓦哈比主义(萨拉菲主义)构建国家统治合法性的国家。以严守经训、仿效先贤、劝善戒恶为核心内容的瓦哈比派教义与什叶派教义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对立。沙特将瓦哈比派教义奉为国教以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凝聚力,决定了其国内什叶派在政治社会生活中一向处于不利地位。与瓦哈比派乌莱玛不同,沙特统治者对待什叶派的态度更多地建立在理性和实用主义的基础之上。在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冲击下,经过瓦哈比派乌莱玛的重新诠释,教义分歧转变为宗教与政治杂糅的教派主义话语。伴随沙特政府对宗教领域掌控力的增强以及沙特国家实力的上升,教派主义成为了沙特对内维护王权,对外追求地区大国地位的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话语工具。本文从宗教与政治关系切入,通过分析沙特王室与官方乌莱玛、逊尼派民间宗教力量,以及国内外什叶派宗教政治力量的互动关系,对教派主义问题进行重新审视。     

“康德主义转向”:森的“承诺”行为解释的完善之径

<正>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是对经济学"自利最大化"理性观最强有力的当代批判者之一。在森过去40年所作的经济理性批判和人类行为分析中,"承诺"行为(commitment behavior)是一个基石性的范畴。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分析指出:森对"承诺"行为——尤其是他所谓超越"自我目标选择"的"承诺"行为——的理论解释,尽管极具"现象学价     

进化与伦理中的后达尔文式康德主义

一、背景与问题近年来,进化伦理学成为伦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流派之一。菲茨帕特里克(William J.FitzPatrick)在《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中,给出了进化伦理学的三种主要进路:描述式进化伦理学:诉诸进化论来科学说明人类的特定能力、倾向     

马基雅维利的国家理性论

在西方近代国家理性学说的发展史上,马基雅维利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关于政治行为之目的、手段、结果以及政治情境中“必然性”的论述,揭示了国家理性学说的基本要点;他对宗教、道德、法律与政治之间关系的阐述,表明他是现代国家理性学说的开创者;围绕“马基雅维利主义”所产生的争论事实上都与国家理性问题本身的困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关于马基雅维利思想的各种诠释进路与他的国家主义本身是相容的.     

关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道德心理研究

上世纪60～70年代,Christie创造了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心理学构念,而Exline,Geis和Bogart开创了关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道德心理研究,后继研究者继承并不断完善他们的实验方法,探讨了马基雅维利主义与不道德行为(尤其是欺骗和逢迎)、道德判断(包括道德观和道德推理)、道德教育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尽管有证据证明马基雅维利主义与不道德行为存在密切关系,但两者是否是直接的因果关系仍存争议,不过多数学者一致认为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不道德行为缘于其道德判断和道德教育,他们决策时将传统道德标准排除在决策标准体系之外,因此描述他们道德判断应采用"非道德"而不是"不道德"。     

论孔子边际平衡的思维方式及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在我国旧的传统思维中,孔子的周维方式和哲学观点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对今天人们的思维方式产生着巨大影响。现就孔子守旧的边际平衡的思维方式及其影响,谈点看法。 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和守旧的边际平衡的思维方式对中华民族、特别是汉民族有着巨大的影响,在一定历史时期,构成了民族的共同心理和主要的思维方法。现就这一问题作些分析。     

评运气均等主义的三种变体理论

传统的运气均等主义理论遭到了来自平等主义和非平等主义的双重批判,运气均等主义者发展了三种变体理论来为运气均等主义辩护。制度运气均等主义将关注的范围限定在制度领域,这难以解决与运气相关的不平等问题,它的解释更像是一种民主互惠的理想。虽然动态运气均等主义为思考责任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但是其所依赖的基础理论问题重重,并且其所建议的措施会导致对有才能者的奴役和对个人选择自由的限制。相对基线运气均等主义没有成功解决基线悖论、偏好以及多元化的担忧问题。     

健康主义悖论的再审视

健康主义是20世纪后期在西方社会出现的一种提升健康意识、注重健康生活,质疑医学权威,主张个人健康责任的理念。这一理念为把握当代医学文化特征和趋势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在理论方面,健康概念的泛化、健康主观性与客观性的两重性、剩余健康和亚健康概念的提出为健康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在实践方面,临床试验、健康风险计算以及正常值的调整既为健康主义提供了数据支持,也使得企业与资本从健康主义方案转化为行动中获得收益,并为健康主义影响的扩大提供了动力。本文指出,健康主义的纲领,虽然有利于增进人们的健康,但若对其过度强调,则可能走向为增进健康而损害健康的悖论。健康的定义越宽泛、使用范围越普遍,反而可能使人们离实现健康的目标越遥远。人们越是执着地追求健康,却越是感到处于患病的危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