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图明辨》与儒道之辨

17世纪中叶儒者在亡国之痛中藉由回归传统经典，从事新的研究工作。他们注意到原属于道教的思想学说阑入儒学，尤其集中于易学之中，兹事体大，必须将儒道之间的界线划分清楚。此即本文所称“儒道之辨”。胡渭《易图明辨》一直被视为当时最具代表性、最能穷溯本末的一部易学著作。本文除前言和结论外，主要分为四个部分：1.介绍《易图明辨》写作背景、胡渭生平及其进入儒道之辨论辩的历程；2.分析《易图明辨》的整体撰著方法；3.分析《易图明辨》对易图源流发展中三个重要问题所作的分判；4.分析“儒道之辨”中“破”、“立”及“补”三个历程，以见《易图明辨》一书在学术史上的位置。结论认为，在“儒道之辨”的第一阶段，学者直接攻击北宋以降的易图之学，着意于“破”而非“立”；胡渭《易图明辨》标识了第二个阶段，为历代易图种种相关的学说寻觅其各自的源流归属，在这基础上再行评价，亦即重在“立”而非“破”。第一、第二阶段所未解决的关于朱子易图思想的问题，历经王懋及纪昀等学者的辨正，重在补充，为第三阶段。     

三个和尚新传

坐禅修定,需要聚精会神。为防止“开口神气散”,禁语是必要的。但是,不说话并不是目的。要紧的是息虑凝心,将狂暴之心、扭曲之心、散乱之心,平息下来,定于一处。所谓:调心之暴、直心之曲、定心之散的“调直定”,即是定心之行动,使合于法之依处。做到心静而又净,由此开发出无上智慧。 三个和尚的弟子,仅从形式上看待打坐,禁语、自然是要出笑话的。     

直观的统一性与经验的有界性——论麦克道威尔《心灵与世界》对康德哲学的误解

为了摆脱所与论与融贯论的两难,麦克道威尔试图从康德哲学中抽取出一种"经验理论",他将这种理论阐发为"印象本身已经具有概念性内容"的概念化经验思想。与此同时,麦氏又将康德自在之物的学说斥为一种需要被抛弃的"先验框架"。然而通过与康德原著的对比研究可以发现,无论对"经验理论"的接受还是对"先验框架"的拒绝,麦克道威尔都陷入了差之毫厘而谬以千里的误解。对康德而言,虽然经验知识源自感性与知性的结合,但二者之间是严格区分的。直观表象中没有知性概念的内容,其统一性来自与知性综合截然不同的想象力的综合。感性与知性之间既相互区分又相互结合的极富张力的结构,无可避免地导致了对自在之物的设定。自在之物作为可能经验的界限,为自由保留了余地。     

城市版征稿启事

一、杂志简介《美与时代》城市版系郑州大学主管,郑州大学美学研究所、河南省美学学会主办,美与时代杂志社出版的城市建设专业期刊。为适应当前城市发展需要,经河南省出版局批准,美与时代杂志社推出城市版。《美与时代》城市版拥有一大批专家、顾问、学者,为城市建设发展献计献策,研讨把脉,将为中原经济区建设贡献微薄之力。     

《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周流之图》初探

《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周流之图》有图三十六幅,线纹木刻,版本属张楷《圣迹图》系统。制作者蔺友芳(字佩春或佩香,号仲山),康熙十八至二十一年为青浦县令,在任期间受青浦孔宅石刻《圣迹图》的启发,聘请陈尹为画师,绘制了此图。赞辞为蔺友芳新作,序事及图画编次当来自吴嘉谟《孔圣家语图》。     

《汉代易学通论》简介

<正>刘玉建著,齐鲁书社2012年1月出版。全书共22.8万字,298页。为刘玉建先生主编的汉代易学研究丛书之一。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为汉代易学的理论先导———《易传》天人合一的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该篇分为四个部分,集中探讨了作为《易传》思想体系核心     

现时代的危机和希望:尼采论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浓缩了尼采对时代精神的诊断和对西方文化的批判,是尼采后期思想的逻辑起点。本论文对尼采著作和遗稿中关于虚无主义的论述做了清理和分析,指出在尼采思想中,虚无主义既是时代的危机又为新的未来打开了可能性。     

理学工夫论视域下的感应之道——以《系辞》“屈伸相感”一节的解读为中心

虽然各理学家对工夫的论说不尽相同，但都可以纳入“内外交相养”的框架当中。这一理学工夫论的群体共法，经过朱子的整理、吸收和发扬，已形成一脉传统。《系辞》中“憧憧往来”至“德之盛也”一段，从自然感应之道说向为学交养之功，理学家据此将“内外交相养”的工夫论原理追溯至感应之道。在天道层面，感应发生于既有所分别又相互关联的事物当中，其根据在于感应之理，而感应之理又可以使一感一应循环不断、生生不息。在人道层面，感应可以分为不同层次，既有高层次的“感而遂通”,也有低层次的“憧憧往来”,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更为基础且首先不具有价值判断的感应之道，继而落实到工夫论层面，为学的过程就是借助于遍在的感应之道开启“内外交相养”,以达至“感而遂通”的圣人境界。其中“交相养”和“互相发”含义不同，学者当于两边同时用力，将感通之效交付自然。     

存在何以“不可预思”——谢林论理性的最终奠基

谢林的晚期哲学建立在他对黑格尔的批判之上，这一批判一方面确立了“不可预思之在”这一核心概念，另一方面也从更高维度重新唤起了在两者先前的体系筹划中被认为已经得到克服的“根据律”问题。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整个谢林晚期哲学的体系筹划实际上考察的是理性在无力进行自身普遍性中介奠基时，如何解决世界自身的合理性实存问题，而这一问题就反映在得到了更高理解的根据律问题中。尽管谢林以时间性-实践性结构为这一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但它仍然是笼罩在整个哲学上空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