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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牟宗三区分圆教与别教,认为两者的表述模式分别为"诡谲的即"与"超越的分解"。圆教对于一切法包括知识在内的看法,与别教不同,圆教"性具善恶"的理论使得知识等染污法具有本体论上的"永恒的必然性",而非别教下的"辩证的必然性";其起现知识等染污法是"任运而现",而非别教下的"作意而现";其视识心为觉悟后智慧之异名,而非别教之视识心为必定有碍而要"破识显智"。"良知坎陷论"对于知识、认识心的看法更接近别教而非圆教,牟宗三对此似并未从判教的角度予以深入反思,而只是以圆教理论来处理德福关系问题。本文扩展牟宗三的圆教理论,用以处理"良知"与知识、识心的关系问题,以勾勒牟宗三的"圆教智识论",这是不同于"圆善论"的新拓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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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学思中的"良知"概念有显著的动态性,主要表现在"上提下贯"和"承体起用"两方面。"上提下贯"是指"良知"能够在本体与现象两个层面之间自由活动,本身已经解决了两界沟通问题,不再需要单独设定审美判断力进行沟通;"承体起用"是指"良知"既是本体又是呈现,以"践仁知天"的方式呈现于现实生活。"良知"的动态性影响了牟宗三美学思想的形态,它使审美判断"无相原则"得以确立,美的分别说与合一说两层结构论得以形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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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文化传统中,物一直是在人文主义的观照之下,被礼序和理秩所规定的成物。儒家物论有着丰富的内容,包括物我同源于性,互相涵摄、感通,“我”能知物推物,物是“我”的延展,物与“我”皆具有无限性,人、物各自循性而互相成就。阳明的物论继承儒家的传统,同时在他的良知学基础上又有新的发明。一方面,阳明物论充分尊重物的独立性,与心相区别;另一方面,良知被提升为本体,物在良知学的伦序中被重新规定,良知不能理所当然地像性理一样成为万物的本体,形成知体物用,而是在知为意之体、物为意之用的独特结构中,与物统一。其根本原因在于阳明没有最终证成天理和良知为一,他在儒家传统物论和良知本体基础上的物论之间的罅隙也没有弥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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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对泰州学派的批判包含了三个主题,首先是对师道论的肯定,其次是对孝弟说社会教化功能的批判吸收,最后是德性与功利之辨。通过泰州批判,黄宗羲将儒学有关内与外、心性与政治问题的思考推上了新的层次,凸显了一种包含社会、政治取径,在更高层面重构儒家德性政治的思路。一方面,继承泰州的个体意识(师道论)而又突破其以个体道德外推的经世模式(孝弟经世论);另一方面,以儒释德性功利之辨为基点反思社会政治秩序的根基,而把心性问题联结于权力公正性与制度问题。由此反映出《明夷待访录》与《明儒学案》、经世之学与心性之学的交汇,呈现出晚明儒学思想转型的一种独特形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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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儒家的基本理论主张可概括为 :儒学主流说、儒家道统说、新内圣外王之道、良知自我坎陷说、儒学复兴论。现代新儒学第三代重要代表人物已经偏离或放弃了这些基本的理论和主张 ,走上了文化多元化之路。这无疑意味着现代新儒学基本理论的自我消解。现在 ,这股文化思潮的高峰已经过去 ,已经成为历史。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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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宗周对《大学》的解释中,"格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试图从文本与哲学立场两方面来梳理刘宗周的格物思想。在文本层面上,受王艮的影响,刘宗周通过万物一体的思想将"格物"与"物有本末"贯通起来,认为"格物"之物就是"物有本末"之物。通过本末之辨,将格物限制在"修身"的范围内,反对泛求物理。在哲学层面,刘宗周将"格物"之物解释为"良知之真条理"、至善、独体、意根、"无物之物",认为"物即是知,非知之所照",完全将"物"内化。同时,为了避免由此带来的"偏内遗外"倾向,刘宗周通过"理一分殊"、"体用一原"的方式,阐明了内在的道德本体(物)与外在的道德活动(身、家、国、天下)的关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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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牟宗三哲学发展中,"良知坎陷"说有认识论、历史文化论和存有论三义。"良知坎陷"说的理论开展,既表现为存有论意义上的理论综合,也体现在以"道德实践"对"坎陷"所作的理论规定。在"良知坎陷"说中,存在着文化诉求与哲学思考的思想纠结。由于对"坎陷"之辩证义的独特规定,牟宗三存有论意义的"良知坎陷"既不同于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辩证开展,也改造了康德现象与物自身超越区分的理论架构,展露出"彻底的唯心论"的基本意蕴,具有新的理论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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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的"良知自我坎陷说"贯穿了其学术思想发展的始终,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一、"内圣"坎陷"外王";二、"存在之理"坎陷"形构之理";三、"仁心觉情"收敛"智相";四、"无执的存有论"坎陷"执的存有论".从以上的发展线索来看,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具有一个逐步内在化、形上化的发展趋势,而其中"存在之理"坎陷"形构之理"这一阶段具有关键的意义.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