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畿的良知信仰论与晚明儒学的宗教化

中晚明阳明学的宗教化,不仅构成儒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还可以为中西方的比较宗教学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本文首先考察中晚明阳明学核心人物王龙溪的良知信仰论,以为阳明学宗教化的具体个案。然后在此基础上,力求在一个比较宗教学的视野中揭示中晚明阳明学宗教化的基本特征与不同取向。     

黄宗羲的泰州批判与晚明儒学转型

黄宗羲对泰州学派的批判包含了三个主题，首先是对师道论的肯定，其次是对孝弟说社会教化功能的批判吸收，最后是德性与功利之辨。通过泰州批判，黄宗羲将儒学有关内与外、心性与政治问题的思考推上了新的层次，凸显了一种包含社会、政治取径，在更高层面重构儒家德性政治的思路。一方面，继承泰州的个体意识(师道论)而又突破其以个体道德外推的经世模式(孝弟经世论);另一方面，以儒释德性功利之辨为基点反思社会政治秩序的根基，而把心性问题联结于权力公正性与制度问题。由此反映出《明夷待访录》与《明儒学案》、经世之学与心性之学的交汇，呈现出晚明儒学思想转型的一种独特形态。     

论王阳明思想中的物与知

在儒家文化传统中，物一直是在人文主义的观照之下，被礼序和理秩所规定的成物。儒家物论有着丰富的内容，包括物我同源于性，互相涵摄、感通，“我”能知物推物，物是“我”的延展，物与“我”皆具有无限性，人、物各自循性而互相成就。阳明的物论继承儒家的传统，同时在他的良知学基础上又有新的发明。一方面，阳明物论充分尊重物的独立性，与心相区别；另一方面，良知被提升为本体，物在良知学的伦序中被重新规定，良知不能理所当然地像性理一样成为万物的本体，形成知体物用，而是在知为意之体、物为意之用的独特结构中，与物统一。其根本原因在于阳明没有最终证成天理和良知为一，他在儒家传统物论和良知本体基础上的物论之间的罅隙也没有弥合。     

动态“良知”与牟宗三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

牟宗三学思中的"良知"概念有显著的动态性,主要表现在"上提下贯"和"承体起用"两方面。"上提下贯"是指"良知"能够在本体与现象两个层面之间自由活动,本身已经解决了两界沟通问题,不再需要单独设定审美判断力进行沟通;"承体起用"是指"良知"既是本体又是呈现,以"践仁知天"的方式呈现于现实生活。"良知"的动态性影响了牟宗三美学思想的形态,它使审美判断"无相原则"得以确立,美的分别说与合一说两层结构论得以形成。     

提阿菲罗斯在《致奥托莱库斯》中史学阐释理论体系

"安提阿的提阿菲罗斯"对于早期基督教史学可谓至关重要。在其传世之作《致奥托莱库斯》(To Autolycus)中,他不仅首次地编撰了富有基督教特色的编年史;还对众多传统西方史家与史著做出评判,建构起一整套带领"意义"脱离于"言语"的史学阐释体系。帮助早期基督教把传统史学的叙事"言语"留给了文本本身,而将历史发展的隐含"意义"带到了受众面前,有力并富有技巧地宣扬了基督教信仰。     

论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化进路——以王阳明良知学为中心的考察

王阳明的良知学把"道"或"心体"看作是一个不可言说之域,因此对其认识把握要求从"口耳之学"转进到"身心之学",即由对外在的语义、文本和事物的对象性认识转为对主体自我的体认、内在本质的证悟,从而使认识与人的存在相统一、本体与境界融为一体。阳明心学通过这种内在化进路实现了主体境界的追求,构成了一条中国哲学中历史悠久、意域深广的内在超越之路。当然,中国哲学传统中也存在过度内在化的倾向,需要予以仔细甄别和纠正。     

《周易·需卦》管窥

对于<周易>的解读,诸家各执一辞,令人莫知所从.本文参考古今诸家论著,并对其中"需于沙","自我致寇","出于穴","入于穴"等分岐较多的疑点进行了深入辨析.力图探求<需卦>的微言大义,以兹引起世人对<周易>当中蕴含的伟大人文哲学思想和科学精蕴的全新关注.     

道德失范时期良善行为何以可能:兼论阿伦特的良知理论

由传统而现代的社会转型,解构了形成已久的传统道德规范,从而将人所依据的法则从外在的律令转向了内心的良知。经历了社会严重失范的阿伦特,认为良知所唤起的记忆与思考,将会形成正确的判断进而做出善的行为,因而是人类危机时刻最为可靠的东西。然而,危急时刻唯有少数人才能坚守的个人良知,能否承受这一重负显然值得怀疑。唯有健康而合理的社会制度,才能使个体的良知免于煎熬与折磨,从而确保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形成自己的正确判断,最终实现个人的"良善生活"。     

良知如何呈现：经验知识的解释进路及其反思——以“体知”与“动力之知”为例

从“四端之心”开始，以经验知识的解释进路来叩问良知之存在、表述良知之呈现，存在着一条值得被注意的哲学史发展脉络。通过简要梳理这一哲学史源流，并特别说明杜维明、黄勇在回应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分别提出的“体知”与“动力之知”理论，我们可以认为，以经验知识的进路解释良知如何呈现，需要以良知不学而能的先天性与其呈现于经验中的差异性、多样性为前提，给予“经验知识如何触发良知”和“良知如何运用经验知识”两个核心问题以有效的解释。同时，认知能力的提高与经验知识的积累都影响了主体对当下道德场景的把握，从而也参与到良知直下的判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