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改变世界”之维的社会工程哲学之思

<正>一、历史唯物主义"改变世界"之维及其根据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明确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页)任何一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都内在地包含着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理论追求,但是只有马克思把"改变世界"作为哲学的主题,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使命。而且,这个"改变世界"之维不是在一般认识论意义上讨论"理论与实践"     

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语法”概念

<正>近些年来,国内外哲学界在维特根斯坦思想研究中,逐渐关注到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语法",特别是试图从当代哲学的视角解读他的语法概念的思想内容。(Forster;陈嘉映;韩林合,第11章)我在阅读过程中发现,维特根斯坦对"语法"概念的使用完全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严格,而如何理解其"哲学语法"概念,实际上意味着如何理解维特根斯坦哲学。     

文化心理学的跨学科运用——以跨文化传播研究为例

文化心理学是最近二三十年来心理学中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作为一门典型的交叉学科,它有人类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多种学科取向,是一门有胸怀、有气度、能包容的学科。文化心理学与跨文化传播研究诞生在相同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拥有共同的学科渊源,这种天然的关系决定了跨文化传播研究中运用文化心理学的正当性、必然性。文化心理学的全球化研究视角为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了参照; 文化的观念、文化适应理论、文化敏感性和文化冲突理论等文化心理学的概念和理论为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 文化心理学还为跨文化传播现象和问题的具体研究提供了分析工具。反之,跨文化传播研究不仅为文化心理学提供了鲜活的案例,还为其理论建构提供了重要资源。     

基本医疗卫生改革的政治伦理、市场逻辑与未来走向

基本医疗卫生改革是当前实现“2030健康中国”和新时代下践行人民健康优先战略的一项制度创新。然而,现实中改革仍面临医疗资源配置不均和医疗服务供给效率不高的双重困境。本质上,医疗服务具有公利性与私利性二元属性,进而延伸出立足于公利性属性,基本医疗卫生改革应当坚守“人人公平享有”的政治伦理,鉴于私利性属性改革需要维护医疗市场主体合法逐利的正当权利,政府公利性创造与市场私利驱动是辩证性的哲学思考。我国医改未来应以公民健康与福祉共享为价值依归,始终坚持政府严守底线、市场有序竞争、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主线。

     

佛教哲学与精神文明

为启迪智慧、净化人心、弘扬佛教文化之精华,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根据赵朴初会长指示精神,于今春发起举办“佛教与精神文明”学术笔谈会,得到佛教界与学术界人士的赞同和支持,不少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纷纷赐稿,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发表自己的见解,其中不乏经过深思的真知灼见。本刊选择若干篇先予刊载,研究所将把笔谈会成果选编成专集,广为流通,以引起教内外人士对这一既具学术性又含现实性的重要问题之重视和研究,促使中国佛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优良传统,对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海德格尔《哲学论稿》译名讨论

在《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全集》第65卷）中,海德格尔尝试了艰苦的思与言的改造工作,意在从非形而上学意义上重解“存有／本有”（Seyn／Ereignis）问题。本文根据作者对德文原著的初步解读和翻译,并参照英文译本“英译者前言”中的译名分析,讨论了《哲学论稿》中八组基本词语,主要涉及Ereignis,Sein,Wesen,Werfen,Gr—und,Bergen,Besinnung,RUcken等词语以及相关的词族,并且提出了作者对于这些基本词语的汉译建议。原来文后附有由作者制作的“《哲学论稿》德一英一中译名对照表”,但因篇幅有限,不在这里刊登了,而是登载在《世界哲学》的网站上,有兴趣的读者请登陆我们的网站：www．worldphilosophy．cn。     

名学、辩学与逻辑

中国古代有名、辩研究之实,而无“名学”、“辩学”之称。自我国近代学者开创以西方传统逻辑参证中国固有名、辩的研究模式后,“名辩”遂成了“中国古代逻辑”的代名词。实际上,所谓的“名辩逻辑”是从来没有经过严格论证的。从一些研究者所勾勒的“名辩逻辑”体系来看,其所描画的概念论、命题论、推理论等主要内容,都不是真正的类似于西方传统逻辑那样的逻辑理论,“名辩逻辑”在中国古代是根本不存在的。众所周知,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形式逻辑体系,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创立,主要得益于古希腊数学方法的借鉴,古希腊的语言学研究也为亚里士多德逻辑提供了有益、有力的支持。而在中国古代并不具备创立亚里士多德逻辑那样的条件。中国古代的科学基本上停留在经验领域,并没有上升到理论科学的发展阶段,中国古代的几何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字几何,缺乏严格推理的手段。以象形文字为基础的汉语言的特点,也不利于逻辑科学的建立。然而,否定“名辩逻辑”的存在,并不等于否定“名辩”的理论研究价值。中国古代的“名”是指事物的名称,名学是中国古代以名为研究对象,以规范名实关系为核心内容的关于事物名称的思想理论。中国古代的“辩”即论辩,辩学是中国古代以辩为研究对象、以探讨论辩原则和论辩方法为核心内容的论辩理论。名学不是辩学,它们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是不能相互替代、也是不能相互包容的。在中国古代,不存在既非名学、亦非辩学的“名辩学”。     

非形式逻辑与演绎主义

非形式逻辑出现于上个世纪70年代,它首先是一种寻求更好的大学逻辑教学方式的努力。进而,非形式逻辑学者们逐渐开始触及和探讨越来越多的理论议题,即发展不依赖于形式逻辑的关于论证以及好论证的理解方式。在1998年世界哲学大会上,布莱尔和我阐释了非形式逻辑为哲学所带来的理论后果,其中一点我们称之为“演绎主义的终结”。那时我们并未给出演绎主义的定义,而只是把它等同于麦金泰尔的那个精炼的说法：“任何推理,不是演绎的,就是有缺陷的。”但现在看来,我们在当时就作出“演绎主义的终结”这一论断,显然是有点为时过早了。因为演绎主义似乎至今都还很有生命力,甚至在那些倾向于非形式逻辑的学者那里它也能得到支持：恩尼斯长期以来都辩护演绎主义是一种论证重构策略,格罗尔克更是致力于辩护它是一种论证评价理论。在本文中我将论证,非形式逻辑最好被理解为一种不诉诸于演绎技巧和演绎规范的逻辑研究。当我们意识到演绎和演绎主义已经如何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哲学发展史中,并且牢牢地控制了我们关于逻辑研究的理解,我们就能明白非形式逻辑这一理论努力是多么的困难和重要。我将首先澄清“演绎主义”的意思,然后再分别考察那些赞成和反对演绎主义的论证,最后,我将表明非形式逻辑是从演绎主义中挽救逻辑的理论尝试。     

从现代逻辑观点看中国古代的有效推理

中国古代逻辑也是研究推理和论证的。推理和论证的主要目的是揭示一个命题为真的原因或理由。推理关系是一种 ＂必然地得出＂ 的关系。墨子提出了四种推理模式：＂辟＂、＂侔＂、＂援＂、＂推＂,而且把 ＂推＂ 又分为两种 ＂止＂,即归纳＂止＂ 式推论和演绎 ＂止＂ 式推论。特别地,墨家提出了 ＂效＂ 作为判定推理是否有效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