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进退之间——从《阳货》的三则故事看孔子出仕的思想史内涵

在《论语》中既有孔子对出仕问题的一般化探讨,也记载了很多孔子及其弟子在出仕问题上的具体表现。《论语.阳货》篇保留了三次有关孔子具体出仕行为的记载,孔子在这三次具体的事件上表现出了非常不同的态度,并且在子路质疑时,孔子也没有明确给出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因此,后世学者在解释这些事件时大费周章。但在这些解释中,存在着一个比较明确的历史演变过程,即在先秦及两汉时期,学者对孔子在此类事件上的解释尚显平实,而在魏晋、特别是宋以后,将孔子圣化和神化成为经典阐释的惯常做法,这一点在佛教界的《论语》诠释和李贽这个所谓儒学异端的诠释中也不例外。     

老子无为思想的和谐意义

＂无为＂是老子之道的精髓。＂无为＂是＂不为＂中有＂为＂,＂为＂而＂不违＂,即顺任自然,不逆自然规律而妄为强为。无为思想意蕴丰富,其要旨一言以蔽之,就是＂保持和谐＂。所提出的＂道法自然＂、＂自然无为＂、＂处下不争＂、＂清心寡欲＂、＂知足知止＂等观点、理念,对于今天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保持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内心的和谐仍然具有着积极的意义。     

诚实与自由——兼论《生命与信仰》

国内对克尔凯郭尔的研究,大都关注他作为存在主义奠基人的地位,很少深入剖析克氏基督教哲学的精神源头。王齐的《生命与信仰——克尔凯郭尔假名写作时期基督教哲学思想研究》是一部系统阐述克氏基督教哲学思想的力著,不仅对研究克尔凯郭尔的哲学,而且对一般哲学问题研究都有启示。     

“道”性、“水”性、人性、中国人人格

＂道＂性-＂水＂性-人性-中国人人格具有内在一致性,形成了一个一以贯之的有机体系。在这一有机体系中,作为＂道＂性的＂代言人＂,＂水＂性成为＂道＂性与人性及中国人人格间的＂中介者＂。以＂几于道＂的＂水＂为中介,通过对道家思想的分析,反观得到了道家思想影响下中国人的人性建构及人格特征,具体表现为：在思维上明＂道＂并懂得＂道＂的运行规律,以联系、变化和矛盾的眼光看待万事万物,情绪情感上静而不躁,意志品质上柔韧而不强作妄为,行事处世上既超脱一已之私、于物寡欲,又能待人谦退不争,并能从整体上显现出＂道＂之＂自然本真＂的根本特性。文末探讨了道家思想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中国人独特的人格特征与现代化建设事业可能的适应情形。     

道的居持与充实——船山对正心、诚意关系的一个解读

船山认为,《大学》所言的正心与诚意即是《中庸》所言的存养与省察,两种功夫皆围绕着道来进行。正心之心,即是程子所言的志,正心即是持志,其所志者即是道;正心之功,敬以居持此道也。诚意之诚,如朱子所注,乃是一个实字;诚意之功,充实正心所持之道也。无正心所持之道,则诚无从以充实;无诚意之充实,则所持之道为空、为虚。充实者,即物、即物理以实之;道于正心诚意,一本万殊者也。由其一本,故非增益于所性之外;由其万殊,故充实有体熟用便之别。     

道商旨趣——评葛荣晋教授新作《老子的商道》

就土生土长的儒道两家来说,在中国,《论语》比《道德经》影响大;而在世界,《道德经》则比《论语》影响大。在20世纪末伊始的"国学热"社会思潮中,"道学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流。     

缘法而致道——管子法治思想的伦理基础

管子之著作对法治思想的论述可谓卷帙浩繁,各种关于"道法"的追问亦由是而生。对管子之法伦理思想的探究,重现"缘法而致道"的法伦理图景,或许是理解管子之根基。"引道而入法"乃是管子法治思想之伦理根源,其规范性建构乃是管子为"以法治国"这一统治模式所设立的先决条件;"良法与民心"乃是管子法治思想之伦理要义,其道德性诉求乃是管子所推崇之"法制模式"的应然标准;"至道与宝用"乃是管子法治思想之伦理功效,其现实性作用乃是管子所宣扬的"国道盛行"之目标为君王臣民所带来的实然福祉;"严法与教化"乃是管子法治思想之伦理形式,其明晰性结构乃是管子推崇的"赏罚明晰"之理念所必须具备的重要制度。     

北宋文人士大夫穿道服现象论析

道服,即道教服饰。隋唐时期,文人士大夫穿道服的现象零星出现,至五代而形成社会风气,北宋蔚为大观,形成了文人士大夫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穿道服的独特现象。文人主要在两种时空穿道服:一是在职官员非公务的私人生活中;一是贬官或无仕的在野文人日常生活中。他们所穿道服既来源于道士服饰中的"常服",又发生了变异。这一社会文化现象是道教世俗化对文人影响在服饰方面的重要表现,这一现象的背后有其深刻的文化意蕴:带有道教信仰意味;是闲适生活方式的象征;代表了一种与世俗礼仪相对的处世态度。     

《管子》修养思想探究

《管子》含有丰富的修养思想,既有实践层面上针对不同人群的修养要求,又有形上层面的修养理论构建。在其产生意义,指导思想,保障措施,修养重点上均有不同于其他修养思想的理论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