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初探

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着社会主义的价值本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灵魂,指导着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从"虚幻的共同体"到"真实的共同体":《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国家观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国家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是一种与人的力量相异化的力量.首先,他们指出以往国家理论的虚幻性,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理想主义,并揭示了鲍威尔和施蒂纳国家自由主义的本质.其次,他们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本质,指出它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是压抑个性发展的.第三,他们阐述了只有建立真实的共同体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把国家问题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联系起来,其国家观的实质是实现人的自由发展.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观,有助于我们超越经济发展主义,增强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自由与功利之间——密尔伦理思想的双重诉求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是一个功利主义者,更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功利原则与自由原则是密尔伦理思想中的两个密切相关的基本原则,功利原则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终极价值诉求,自由原则则赋予个体的自由权利以价值优先性.密尔的一生都致力于以功利原则为哲学基础来证明个体自由,致力于论证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一致与契合,但实际上若要追求功利原则和自由原则的融合就决定了他既不能执守严格的功利主义,也无法坚持一般的自由主义.因此,功利主义不是自由主义最好的哲学基础.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一位医学博士的见证

从小接受科学教育的我,原本很自信地以为：若是把“科学”与“信仰”带到“真理”的面前,要“真理”靠边站,“真理”必定会站在“科学”这一边。然而事实竟让我难以置信地怀疑自己,过往的人生原是一场梦。     

恶、自由与康德的善人概念

本文将借鉴康德哲学的资源来重新思考自由与恶的问题.之所以以康德为中心,主要是因为康德与自由主义(Liberalism)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一方面,两者有很多共同的价值诉求,如在凯克斯看来,"自由主义归属给个人的核心重要性通过康德所表达的自主观念得到极大的提高";而在另一方面,康德与自由主义在诸如自主这样的基本概念层面并不完全相同,而康德哲学的复杂性与深刻性也许能为容纳这些基本价值提供另一种可能的空间.     

自由主义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困境与危机

如何理解"宗教"与"宗教信仰自由"?前提是需要重新分析和审视时代背景与社会生活的变化。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和道德伦理赋予"宗教"、"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西方历史与语境下的含义,并成为这一含义的理论基础。而在全球化时代,自由主义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解释不再无懈可击。本文意在区分我们所身处的时代与此前时代,自不同的维度理解既有概念,视"宗教信仰自由"为一个探寻的概念,丰富与发展"宗教信仰自由"的内涵,以增强其适应性。     

马克思“三大社会形式”理论的原像——析望月清司对《大纲》解读的两个“贯穿”和一个拒斥

日本马克思学者望月清司在其代表作《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中,以"纯粹培养"(Reinkultur)马克思的方式,通过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穆勒评注》到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文本解读,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解释。我们认为,望月对上述诸文本的解读都是偏颇的,有必要逐一加以辨正。由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望月立论的核心依据,本文首先就其对这一文本的解读进行澄清,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所谓"依赖关系"史论,二是所谓"劳动和所有的同一性"逻辑,三是望月对所谓"异化统治论"的拒斥。我们认为,只有清除望月对这三个问题的曲解,才能真正弄清马克思在该书中提出的"三大社会形式"理论的原像。     

国内教会消息北大核心

上海市举行妇女公祷崇拜 3月6日(星期五)下午,上海教会的妇女们在沐恩堂举行了1998年的公祷崇拜活动。为渴求人类的和平,体现肢体互助,姊妹们纷纷前来参加,人数多达600左右。今年公祷崇拜的主题为“谁是我邻舍”。崇拜由张家敏长老主持,林维慈牧师证道。林牧师在证道中激励大家要善于关心周围人群的需要,     

愿《中国宗教》越办越好

愿《中国宗教》越办越好□湖北省保康县民族宗教局●我们从事宗教工作时间不久,就喜逢《中国宗教》杂志创刊。《中国宗教》杂志的创刊和发行,是我国宗教工作中的一件大喜事,她是我们宗教工作者的良师益友,从中学到不少的知识。像各期的《专题访谈》、《本刊特稿》、《...     

自由的价值与道德生物增强的限度

在目前所能设想的人类增强技术中,通过生物医学手段来增强人类道德被认为是最没有争议的。但是否确实如此关键地取决于我们对道德的本质和来源及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的认识和理解。通过集中考察英格玛·佩尔松和朱利安·萨瓦勒斯库对道德生物增强提出的倡议,本文尝试表明,鉴于人类道德生活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开放性,鉴于我们目前对人类道德行为的神经生物学基础仍然缺乏充分明晰和系统的认识,利用生物医学手段来直接干预大脑以“增强”人类道德的做法不仅并不成熟,而且也未能充分正视自由与其他重要的人类价值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