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接受第十一世班禅拜见

温家宝说,今后我们要更加注重改善藏族同胞的生活,更加注重保护西藏和其他地方藏区的生态环境和文化传统,更加注重保护藏族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努力使西藏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柏林式焦虑症与自由的价值

以赛亚·伯林的消极/积极自由二分法建立在一系列误解之上.一方面,即使我们接受伯林指派的观点,把自由价值当作一种具有内在善性的东西,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像伯林所希望的那样,可以将对自由价值的消极理解设想为一个融贯的思想.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对伯林的“不受他人故意干涉”思想作出反思,我们也并不能将其当作是具有内在善性的价值的一个要件.伯林的误解根源于他对客观价值观念的某种过度焦虑.     

康德论人性的善恶

康德关于人性善恶的思想建立在他对人之本性的界定上,就人的自然本性而言,人并不涉及道德上的善恶问题;就人的理性本质而言,人的本性中既有向善的原初禀赋,又有趋恶的倾向,这为人向善或趋恶提供了可能性。康德说人的本性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由此人性的善或恶取决于自由的任意将道德法则作为动机或将违背道德法则的动机纳入准则的自由。按照康德的严峻主义观点,人的本性天生就存在一种根本恶,这种恶败坏了一切准则的根据,造成了心灵的颠倒,但正因为其源于人的自由本性,也为人改恶向善提供了可能性。     

来稿须知

<正>《科学与无神论》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无神论学会主办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面向社会公开发行。本刊秉持"宣传科学精神,开展无神论教育,维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推动科教兴国战略实施"的办刊宗旨,热忱欢迎海内外从事科学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的学者、实际工作者赐稿,特对来稿提出以下要求:     

浅议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边际问题——从“招远事件”说起

<正>5月28日,山东招远几名"全能神"信徒,在大庭广众之间公然杀害一位素不相识的女性。他们的暴行再次激起人们对邪教的强烈愤慨和高度关注,而凶手被捕后披露于世的诸如"信神不怕法律""见了母亲也会杀她"等言词,更令一般人在受到巨大震动的同时感到匪夷所思。这种以所谓"神"的名义大开杀戒的恐怖行为,一段时间以来却并不罕见。不久前发生的打着"圣战"旗号戕害各族平民的系列暴力事件,以及因为某个"法王"的蛊惑而在特定地域多次出现的     

略论信仰作为宗教学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

宗教学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宗教信仰,它应既是历史的,又是逻辑的。宗教信仰之"虚"的方面在于其对象,即信仰对象具有"尚未证实"或"尚未实现"的属性;宗教信仰之"实"的方面在于其过程,即信仰过程中形成的观念、情感和行为、组织都是社会事实或文化事实。"宗教性"的实质在于"超越",而对"宗教形"的认知则应不拘一格。     

自由如莲徐徐开

梁晓声说她的语言里有一种“脱口秀”的风格,是对语言的天生的灵气;《泰晤士报》说她是一位不凡的女作家,一个令人惊奇的故事;而她自己却说,她是一个极端自由的灵魂。     

自由的思想移居——以概念史为视角

自由,生发于社会,演绎于概念,它以思想移居的方式构筑了自身的历史。社会史与概念史交织的每一个时段都以思想驿站的方式标度着人类对自由的领悟水平。以概念史观之,在希腊城邦民主制的鼎盛时期,自由的概念是缺位的。希腊化时期,自由从人类的存在方式第一次变成为人类反思的对象,自由的概念史才开始其观念的里程。从发轫于伊壁鸠鲁哲学和斯多葛哲学的对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的最初觉解,到近代社会形而上学自由观的确立,自由的概念一经生成,便乘着逻辑的翅膀飞升出一条相对独立的精神轨迹。而马克思通过资本主义批判所创立的"历史科学"则为自由概念史开拓出"社会现实"这一新的思想栖居地。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实际上就是一次自由的思想移居,它并不是自由自身发展的断裂,而是关于自由的一个新的理论视域的开启,是自由从思辨理性向实践理性的转向。     

政治正当程序——阿克曼的政治宪法理论及其启示

阿克曼的二元民主理论构成了一种关于宪法的政治正当程序理论,其对美国宪政史关键时期的结构性解释及其概念/话语体系对中国宪法学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冲击。国内的政治宪法学以不同的形式接受着阿克曼政治宪法理论的影响,在阿克曼的启发下试图对中国自身的宪政史提供一种"整全主义"解释,从而在学术品格上与所谓的宪法教义学颇有差异。阿克曼政治宪法理论中关于宪法政治的程序理性、人民的政治价值、宪定机构的制度效用、司法审查的功能定位对我们更为"整全"地理解美国宪法及其运作体系提供了更接近"历史"因而更接近"真相"的宏观图景,回应了其自身建构美国特色宪法理论的总体学术意图。阿克曼的理论激励我们进一步思考拓展宪法时间观与政治类型,重构政治宪法学的规范基础。     

从《人群中的人》看现代人的孤独处境

“孤独”是人类的基本处境之一,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得现代人的孤独感越来越强烈。早在19世纪,美国作家爱伦·坡就在短篇小说《人群中的人》中就形象的表现了身处孤独的现代人,如何在困境中挣扎。爱伦·坡极具洞见的预言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而弗洛姆提出的现代人“逃避自由”的倾向,则是对这种孤独的一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