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冒险行为的非线性关系:自尊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旨在探讨父、母亲心理控制与青少年冒险行为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以及是否受青少年自尊的调节。采用父母心理控制量表、自尊量表和青少年冒险行为量表对北京石景山区、山东省德州市和河北省邯郸市的四所普通中学七至九年级共2520名（男生1226人,女生1294人）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青少年冒险行为与父亲心理控制呈U型曲线关系,而与母亲心理控制呈倒U型关系。调节效应分析发现,父、母亲心理控制与青少年冒险行为的非线性关系仅体现在中低等自尊青少年上,而高自尊青少年的冒险行为与父母心理控制无关。这表明,青少年自尊调节了父、母亲心理控制对其冒险行为的作用,父、母亲相同教养行为对中低等自尊青少年的冒险行为可能有不同的作用。     

第三方惩罚的演化与认知机制

第三方惩罚一般是指当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与自身利益无关时,个体牺牲自我利益来惩罚违规者的行为。最近的研究发现,对于个体而言,第三方惩罚是一种具有适应性的信号,包括建立良好的声誉以及威慑违规者。不同情境下第三方惩罚的功能有所差异,它是一种特殊的利他行为。第三方惩罚依赖于多个系统,涉及情绪反应、共情等社会认知能力以及认知控制等中央执行能力。探讨该行为的演化和认知机制也能贡献于个体、群体和人际层面的社会心理服务工作。     

工作场所文明行为：从内隐的自我提升到外显的组织优化

工作场所文明行为是一种在组织文化下, 基于社会和组织角色义务的, 传达礼貌和尊重的主动性行为, 是一种向内要求自我控制, 向外主张尊重传达的行为, 它对于个体自身性格的塑造、组织中人际关系的改善以及文明氛围的培养都具有积极意义。在员工-员工、领导-下属、员工-顾客等关系中, 工作场所文明行为发挥着增进同事情谊、促进合作、增强领导力、建立信任、提升绩效等作用。未来的研究应该进一步厘清工作场所文明行为与不文明行为的关系, 运用动态视角研究它们发生、发展和被感知的机制, 以及这两种行为能否相互转化等问题。     

自由伦理学何以可能

近代伦理学是一种自由之伦理学"。可是,从表面上看,自由与伦理是矛盾的:自由是行为主体的自我决定,其意向性是无限的;而伦理、道德则关涉到行为规范,规范则意味着限制。但当我们把自由划分为精神自由与行为自由两种,我们就会发现,精神自由(意志自由)固然是无限的,但精神自由的真正实现是需要有理由的支撑的,所以精神自由便能够自主地确立伦理规范。而行为自由并不是无限的,所以需要有伦理规范施加的制约,制约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更大和更长远的行为自由的实现。一句话,精神自由为了行为自由之故而确立伦理规范,从而对行为自由予以限制,最终以换取更大的行为自由的可能性。于是,自由与伦理学就并不矛盾了,而是和谐地贯通在一起。所谓自由伦理学,便拥有了基于自由的伦理学和为了自由的伦理学这双重涵义。     

自我损耗对工作场所安全的影响及缓解途径

员工安全行为是工作场所安全的重要保障,而自我控制资源损耗会对安全行为产生负面影响。研究拟借鉴自我控制资源有限模型,结合行为和生理指标,探讨工作要求和辱虐管理通过损耗个体自我控制资源对安全行为的影响,并从特质自我控制和自动化安全趋近倾向两个角度探索上述效应的缓解机制。此外,研究拟采用心率变异性作为自我损耗的生理测量。研究有助于从自我控制资源的角度理解员工不安全行为的影响因素、发生机制和缓解方法。     

青少年抑制控制与同伴拒绝:身体攻击、关系攻击的中介作用

选取1589名青少年(平均年龄15.22±0.36岁)为被试,考察身体攻击、关系攻击在抑制控制与同伴拒绝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抑制控制与身体攻击、关系攻击、同伴拒绝之间均存在显著负相关,身体攻击、关系攻击与同伴拒绝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2)身体、关系攻击在抑制控制与同伴拒绝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相比关系攻击,身体攻击的中介效应更强。该结果表明抑制控制对于同伴拒绝的作用既存在直接效应,又可通过身体攻击、关系攻击的中介效应实现,身体攻击、关系攻击的中介效应存在差异。     

现实及网络社会排斥与大学生抑郁的关系: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

对1077名大学生进行调查,探讨现实、网络社会排斥和自我控制与大学生抑郁的关系。结果显示:(1)现实社会排斥与网络社会排斥在发生频率上没有显著差异;网络社会排斥、现实社会排斥、自我控制以及抑郁两两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2)现实社会排斥不仅能够对抑郁产生直接的预测作用,而且能够通过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对抑郁产生影响;(3)网络社会排斥对抑郁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只能够通过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对抑郁产生影响。     

技术伦理学何以可能?

对"技术伦理学何以可能"的追问关系到技术伦理学的学科合法性,是技术伦理学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虽然以往的研究对"技术具有价值负载性"的命题进行了论证,但在进一步论证"技术为何负载伦理价值"这一命题还不够充分,本文从"自由"、"信息"和"中介"三个角度,把技术的价值负载性的论证推进到技术的伦理价值负载性的层面,从而为技术伦理学这门学科的合法性寻找深层的理据。     

在线抑制控制训练对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不健康食物选择的改善

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是进食障碍的高危人群,他们面对食物时的抑制控制能力通常很弱,从而更易发展为肥胖,所以改善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对不健康食物的进食选择十分重要。本文采用在线停止信号任务,通过提高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对不健康食物图片的抑制控制能力,从而减少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不健康食物的选择。首先对66名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实施前测,然后随机分为对不健康食物图片进行抑制反应的干预组(n=33)和对非食物图片进行抑制反应的控制组(n=31),两组被试接受每天一次(每次10 min左右)共计7次的训练。完成训练后,所有被试均接受后测。结果发现,干预训练后,与控制组相比,干预组被试对不健康食物的选择频率以及对不健康食物自我报告的吸引力和喜爱程度均显著降低。     

康德道德哲学中双重世界的区分

在《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第三章中,为了实践目的,康德提出感性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区分。根据《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以下简称GMS),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既可以是两个世界,也可以是人看待自身的两种方式。康德的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都对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做出区分。在理论哲学中,除了解决二律背反外,这一区分最重要的作用是为实践哲学腾出位置。通过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的区分,康德解决了道德律与自由之间的循环论证问题,并通过这一区分试图论证道德律作为先天综合命题的可能性。尽管最终康德断言我们对理知世界一无所知,因而也对自由一无所知,所以道德律作为一项令式的可理解性仍然是一个问题,但至少在消极的意义上遏制了道德虚无主义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