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复杂社会的秩序

对于人类社会而言,秩序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它是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必备的条件.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所需要的秩序是不同的.农业社会所拥有的是一种自然秩序,随着人类进入工业化的历史阶段,社会的复杂化程度迅速提高,自然秩序开始变得不能适应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的需要,从而出现了创制秩序.20世纪后期,人类开始了后工业化的进程,与之相伴随的是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的迅速提高,从而对创制秩序提出了挑战.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类需要一种新的秩序,它就是一种建立在人的自由自觉活动基础上的自觉秩序.自觉秩序也就是合作秩序,既是人的合作行动的结果,也是人的合作行动的保障.对于历史而言,自觉秩序将是人类秩序追求的归宿.     

在比较视野下的国家、灾难与秩序

国家以因大规模天灾人祸造成的社会特殊状态为起点,构建着灾难的叙事。利用灾难的"将发生"的国家,构建出"被划一整合的灾难"叙事模式;而利用灾难的"已发生"的国家,则构建出"被个别诠释的灾难"叙事模式。国家在构建灾难叙事的同时,实际也利用灾难不断构建与巩固自身的秩序。因所处状态的不同,国家有着"日常秩序"与"特殊秩序"。如果两者的联结是直接的,都隶属于一个统一体制下,那么国家秩序的构建与强化将体现在制度的覆盖性与渗透性上;如果两者的联结必须以国家的出场为前提,那么国家秩序的构建与强化则体现为政府形象得以展示与地位得以加强。作为采用"被个别诠释的灾难"叙事模式典型的中国,为了在完善自身防灾抗灾行动的同时保留自身对每次灾难的诠释空间,需要借鉴"被划一整合的灾难"叙事模式,建立"半覆盖性"的体制,并且将自身的灾难叙事发展得更为立体化与人性化。     

整合理性与信仰的易学模式(下)

本文围绕的焦点问题是:在由西方文明所主导的现代,中华文明如何应对其理性与信仰二元化的影响;是在科技层面"师夷长技"的同时,必然移植其信仰体系以构成二元化的张力;还是有可能找回传统文明中理性与信仰相互生成的机制,从而推动中华文明的"旧邦新命";从易学的五个历史阶段展开探讨。     

职业分层·伦理分殊·秩序构建——论先秦儒家“四民”说的政治伦理意蕴

先秦儒家所谓四民即士、农、工、商之职业分工,四者之间的序列层次表征了一种以等级为特征的政治秩序模式。先秦儒家以四民职分之等级分殊作为这种秩序模式的内在价值支撑,这就使四民说具有了浓重的政治伦理意蕴。四民之伦理分殊中隐含了一条共同的伦理义务:尽分守职,对这一伦理义务的认同与遵奉不但可以使四民之伦理殊分殊得以强化,更可进一步对政治秩序构建达成支持。     

马克斯·舍勒的质料先天主义

舍勒的质料先天主义试图在康德主体性的形式先天之外发现经验世界之中质料内涵的先天性。这种发现通过精神行为的本质直观来实现。通过现象学经验的两个特征和纯粹事实的四种规定性，舍勒说明了如何从实在的经验领域剥离出先天本质内容。而明见性秩序学说则试图进一步指明质料内涵的本质联系（奠基秩序）。最后依据本质认识的功能化理论，舍勒说明了理性认识是如何从这些本质性联系中构成出来的，并确立精神的感受行为对理性认识的奠基作用。质料先天主义其实从根本上表明了这样的哲学立场：世界的本质性的质料内涵向我们敞开与精神行为对世界本质性的观看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也就是舍勒所谓的客观主义与情感先天主义的结合。但这种哲学运思仍需要完备的先天奠基秩序学说来充实，而对先天奠基思路的考察仍是一个需要继续深入的现代哲学问题。     

合乎人的秩序与合秩序的人

重建秩序的思考开启了中国的哲学时代，秩序问题从此成为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就儒家而言，天赐的秩序一变而为生于人的秩序，围绕着人和秩序的关系，人体、人情、人性、人心、人伦和人道占据了思想世界的中心。合乎人的秩序凸显了“人是什么”问题的关键意义，并奠定了秩序哲学的基础。同时，合秩序的人的思考也从形体、情感深入到人心、人性的层面，与合乎人的秩序一起确立起秩序的合理性。儒家形上学以寻求秩序根据为枢纽，发展出内在的心性和超越的天道两个贯通的维度，统一在“道”的观念之中，可以称之为秩序形上学。     

中庸：无过无不及于什么

“中庸”观念是理解儒家思想乃至中国思想的关键。但要准确理解中庸，仅将其界定为“无过无不及”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中庸究竟无过无不及于什么。此前的无过无不及于“礼”、无过无不及于“度”、无过无不及于“三”等解释，都不能充分刻画中庸。从《中庸》的文本来看，中庸应是无过无不及于“性”。这里的“性”是“天命之谓性”的性，其首要含义是万物“共生”之生。无过无不及于“共生”之生的中庸，昭示着万物并育的宇宙理想，指示着并行不悖的通达之道。借助中庸理想与中庸之道，儒家思想和中国思想被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宗教与全球治理:一个跨宗教的比较视角

宗教与全球治理的关系是当今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命题。从宗教观念自身来看,宗教在和平与冲突中的角色是矛盾的。具体说来,每种宗教都包含和平的因素,同时却又常常成为冲突的动力。然而,这一矛盾的角色却促成了宗教与全球治理的关键机制。这其中的核心在于全球公民社会的建构,公民宗教是具体的表现形式。其具体的步骤包括:全球民主的机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宗教人权、宗教对话等。治理概念的引入标志着与孔汉思的全球伦理不同的路径以及理解当今宗教与全球秩序之间关系的新视角。     

整合理性与信仰的易学模式(上)

本文围绕的焦点问题是:在由西方文明所主导的现代,中华文明如何应对其理性与信仰二元化的影响?是在科技层面"师夷长技"的同时,必然移植其信仰体系以构成二元化的张力?还是有可能找回传统文明中理性与信仰相互生成的机制,从而推动中华文明的"旧邦新命"?从易学的五个历史阶段展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