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当代大学生爱的能力的培养——基于弗洛姆爱情理论的启示

爱情作为永恒的话题，历来为人们所传颂。当代大学生正值青春年华，不管从心理还是生理上来说都需要拥有这种情感，但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当前大学生恋爱中存在较多的问题，诸如对爱情的认识不够清晰，不文明恋爱，对待恋爱失败的能力较弱等．因此，关注当代大学生的恋爱问题成为题中之义。本文从弗洛姆的爱情哲学出发，试图能够为当前大学生恋爱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布莱德雷、罗素与维特根斯坦论关系

关系问题是形而上学中的基本问题,布莱德雷与罗素发生在二十世纪初的关于关系问题的争论使正统的分析哲学采取了多元论这一默认观点。但实际情况却是,罗素并没有真正解决布莱德雷提出的关系问题,因而默认观点本身是站不住脚的。维特根斯坦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了关系问题,在这种解决方案的压力之下,需要放弃从语义学过渡到本体论的惯常通道。     

需求和接受的授权型领导匹配对下属工作结果的影响：情绪耗竭的中介作用

基于人-环境匹配理论和压力认知交互作用理论, 本文探讨了下属需求和接受的授权型领导匹配性对下属态度、行为和绩效的影响及情绪耗竭的中介作用。本文分别通过对150位领导与150位下属(研究1)、50位领导与243位下属(研究2)的配对样本开展两项多时点、多来源的问卷数据收集, 并采用跨层次多项式回归和响应面分析方法得出以下结论: (1)下属需求和接受的授权型领导失配会导致下属情绪耗竭; (2)相对于授权不足, 领导的过度授权更会导致下属情绪耗竭; (3)下属需求和接受的授权型领导匹配性通过作用于下属情绪耗竭进而影响下属对领导的满意度、组织公民行为和工作绩效。     

自然数码奇象记忆法记忆复杂数字的神经机制

本研究采用学习-再认范式和复杂数字记忆材料,考察自然数码奇象记忆法相对于机械记忆法在记忆提取上的优势及神经机制。行为结果表明,自然数码奇象记忆法比机械记忆法的再认准确率更高。事件相关电位分析结果显示,再认提取阶段奇象记忆条件下诱发的N400和N700波幅显著更低,这说明奇象记忆提取更容易。在自然数码奇象记忆条件下,正确再认旧数字诱发的前额区、左顶枕叶区及中顶枕叶区N700成分与使用自然数码奇象记忆有关。本研究表明,采用自然数码奇象记忆可以减少或跨越语义加工,从而提高个体对材料的记忆效率。     

论康德正义论的两个层次

康德实践哲学中包含着一个比较独特的"正义论",即一个由人类的正义和上帝的正义两个层级构成的完整体系.康德正义论的两个核心要素是分配的正义和惩罚的正义,它们贯穿于人类的正义与上帝的正义这两个层级中.分配正义的原则是合法性,惩罚正义的原则是平等性.上帝的正义和人类的正义之间虽然存在着原型与摹本的关系,但我们对这种关系的理解不能立足于传统神学,而是必须立足于康德的先验哲学:一方面,上帝的正义可为人类的正义提供一种绝对神圣性的保障;另一方面,这种神圣性只具有主观的、实践的实在性.康德的正义论对于康德道德哲学具有重要意义,即在正义的驱使下,道德法则从"应当"走向现实.     

亲子间科技干扰与青少年网络人际关系成瘾：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对1353名高中生进行问卷调查,探究亲子间科技干扰与青少年网络人际关系成瘾之间的关系,相对剥夺感的中介作用及内在觉知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亲子间科技干扰正向预测青少年网络人际关系成瘾;（2）相对剥夺感是亲子间科技干扰与网络人际关系成瘾之间的中介变量;（3）亲子间科技干扰与网络人际关系成瘾的间接效应前半段受到内在觉知的调节。因此,亲子间科技干扰和网络人际关系成瘾之间存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走进大自然：自然体验及其积极效应

自然体验是指个体通过各种感官感知自然或与源于自然界的刺激互动。学者通常使用问卷测量法、自然指标法或实验操纵法来量化操纵人们的自然体验,发现接触自然可以在心理、生理和行为等方面产生积极效应。且这些积极效应会受到物理环境、个体以及社会因素的影响。未来应突破“城市——自然”二元对立思想并加强积极效应的纵深研究;拓展研究群体;促进相关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     

调节模式对选择超载的影响及其机制：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当前,选择超载领域研究的焦点已从验证其是否存在,转向至其何时存在,即边界条件的探讨。本研究基于调节模式理论,分别以决策后悔和延迟选择作为选择超载的指标,开展两个实验探查选择超载存在的调节模式条件及所涉及的内在机制。实验1以决策后悔作指标,运用量表测试法操纵调节模式,初步探讨调节模式对选择超载的影响,结果发现调节模式调节了选项集与决策后悔的关系,即对评估模式的个体来说,面对大选项集比小选项集时体验到更强的后悔情绪,出现了选择超载,而对运动模式的个体而言,两种条件下的决策后悔无显著差异;实验2以延迟选择作指标,通过任务启动法操纵调节模式,进一步探讨调节模式对选择超载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发现调节模式调节了选项集与延迟选择的关系,即对评估模式的个体来说,面对大选项集比小选项集时更倾向于延迟选择,出现了选择超载,而对运动模式的个体而言,两种条件下的延迟选择偏好无显著差异,进一步有中介的调节模型分析表明选择难度可以部分解释这种效应。总之,通过采用不同方法操纵调节模式,选取不同的选择超载指标,数据结果都一致支持：评估模式的个体比运动模式的个体更容易出现选择超载,选择难度在其中发挥着一定的中介作用。     

追星致害中明星、经纪公司的安保义务与责任承担

在追星致害中,基于与粉丝之间的特殊关系,明星、经纪公司负有安保义务,未履行安保义务造成粉丝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明星、经纪公司在网络空间负有危险控制义务,在物理空间负有警告义务、通知义务和保护义务。在责任承担上,可以《民法典》第1198条为主要依据,结合第1195条、第1197条、第1171条和第1172条,在网络空间建构连带责任与相应的补充责任的协调适用规则,在物理空间建立安保义务人之间的类型化责任分担机制,力争在保护粉丝合法权益的同时,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化。考虑明星与经纪公司之间所签订的经理人合同、演出经纪合同、演艺经纪合同等具有委托、代理、行纪、居间等综合属性,经纪公司承担的相应的补充责任最终由明星承担,除非合同有特别约定或参照适用劳动合同。经纪公司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明星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经纪公司追偿。     

组织化的自我实现：高校社会工作的一个视角

当今社会,大学生拥有更大的自主性和更多的选择自由,既呈现出个体化的新特征,也因新的焦虑而陷入矛盾与困惑之中。高校作为一个组织体系,是大学生从教育向职业过渡的重要场域。营造一个可以充分发挥大学生潜能的组织氛围是思政工作者、心理健康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目标,但目前高校的思想政治和心理健康工作是以教育、管理或治疗为主,不足以全面回应大学生在新的组织环境中自我实现的需求。在霍耐特“组织化的自我实现”这一概念的启发下,高校思想政治和心理健康工作可以引入社会工作服务,发挥其组织化和个性化双重优势,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