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下的多元文化能力模型及其在跨文化合作中的应用

全球化带来了丰富的多元文化经验, 开阔了人们视野的同时, 也造成了认知负担, 进而可能引发对外文化群体的抵触情绪和排斥行为。多元文化经验的普遍性和两面性突显了对其进行合理管理和灵活应用的重要性。然而, 现有的文化能力的理论大多在全球化研究早期提出, 已经无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新变化。在文化会聚主义理论框架下, 将文化视为动态发展的系统, 建构以元知识为核心的多元文化能力模型将有助于深入理解全球化问题。新模型的效用检验计划从文化知识管理和群际接触应对两方面检验多元文化能力在跨文化合作情境中的效用与机制, 以期为全球化环境中个人与组织开展跨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文化刻板印象、父母孝道相似性对孝道代际传递的影响

配对调查了591户家庭的亲子被试,考察了文化刻板印象、父母孝道相似性对孝道代际传递的影响。结果显示：（1）假定父子女和假定母子女两种孝道的皮尔逊相关（r）和轮廓相似性（q）都不显著,真实父子女和母子女之间都显著正相关,假定亲子两种孝道绝对差异分数（d）处于中等水平,但假定亲子的绝对差异分数显著高于真实亲子;（2）控制了文化刻板印象影响的条件下,父亲和母亲的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能分别正向预测子女的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3）控制了文化刻板印象影响的条件下,父母互惠性孝道相似性仅能正向预测子女互惠性孝道,但父母权威性孝道相似性对子女的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预测都不显著。据此研究结果,文化刻板印象对亲子孝道相似性的影响效应较小,但亲子真实的孝道代际传递效应较高,以及父母互惠性孝道相似性有利于子女互惠性孝道形成。     

齐文化与鲁文化之异同论

先秦齐、鲁两国作为周王室分封在东方的重要诸侯国,虽然同处东方,但所处地域的地理环境还是存在差异,而且各自所奉行的治国策略也不相同。文化作为人类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中为了生存与发展而有意识地进行的物质创造与精神创建,决定了齐、鲁文化之间必会存在着相同点和不同点,本文借助现有文献对齐、鲁文化的渊源、政治、经济、习俗、文化特征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异同比较阐述。     

先秦文化思想对大学制度文化建设的借鉴意义

中国文化有着辉煌的历史,其中先秦文化思想的精华是十分宝贵的精神遗产。如整体系统思想、依存互变思想、平衡和谐思想、预测思想、重视人与实践的思想等,对于大学在制度文化建设中开阔思路、正确定位和指导工作实践,实现大学制度文化建设的目标将有所裨益。     

临川学的性命之理及后期衍化

前期王安石之学被称之为"临川之学",建构性命之理是这一时期的学术主题.临川之学注意将《周易》的天道论与《论语》《孟子》《礼记》的人道论结合起来,以建构新儒学的性命之理与内圣之道.此时王安石赞同思孟学派的性善论,源于他对儒家内圣之学的追求.尤其是宋代士大夫主体意识崛起,内圣之学有利于提升士人的人格自觉,推动士大夫主体性精...     

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

梁漱溟、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学者的政治哲学均将中西政治传统之根本差异理解为其背后的“精神-主体性”之差异,这种解释可以方便地称之为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这种解释不止于描述中西政治在制度表现、社会组织、人际秩序等现实政治运作上的不同特征,而且试图在认识论(广义)、主体性及存有论上解释何以会有这种差异。这种“精神-主体性”的解释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何以没有孕育出民主以及如何开出之;另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并为建立文化主体的自我认同、避免现代文明的流弊、纳现代文明于传统等目标奠定思想基础,在传统与现代的双向批判中实现返本开新。     

王船山性情观下的礼论

如何化解情与礼的对立,并维持二者之间必要的张力,是儒家道德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王船山在其性情论基础上,对情礼关系进行了新诠。他对情的性质和善恶两种方向进行了深入辨析,揭示了情发挥正向道德作用的必要条件,主张应以恒善之性作为无恒之情的价值尺度和主宰。在发挥情欲正用的过程中,恒善之性也得以动态地呈现和充实,这也是船山人性生成的实质内涵。在此性情论基础上,船山建构了与人性紧密相连的礼说：礼不是割绝人情的天理,也不是人情之外的规范,而是实现了性情贯通、作为人道典范的情。此一理论建构,兼顾了礼合人情的正当性和礼治人情的必要性,并对宋明以来离人情言礼和即人情言礼的两种偏颇进行了修正,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家：厚的文化与薄的哲学——对李勇教授一文的回应

在一个没有“家”的哲学时代,提出“家”哲学势必遭到各种质疑,如李勇教授从内、外两个方面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家”哲学可能遭到的批判。确实,“家”哲学要在现代世界站立住,就必须经受各种挑战。从“家”问题内部的论域来看,首先要清楚区分传统的家与现代的家,古今之间有联系也有很大差异。今天我们讨论“家”的问题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一定要站在现代世界之中。其次,“家”作为一种普遍性存在,其在中国社会的形态与在世界范围的形态也需要深入辨析,汉语哲学有责任充分汲取中国思想传统的资源。最后,“家”作为社会性论题与作为哲学性论题也有所不同,本文强调从哲学层面来思考“家”的问题。从外部的哲学批评立场来看,“家”哲学还需应对来自自然主义、多元主义以及个体主义立场的挑战。在这些问题上,“家”哲学有着不同的形而上学预设。最终“家”问题有一个从“厚的文化”不断理性化到“薄的哲学”的过程。但“薄”并不意味单薄,而是意味着论题的普遍化。     

“法自然”与“辅自然”:老子“自然”概念的两层分疏

对老子的“自然”概念可作两层分疏：“法自然”与“辅自然”。就“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言,从文法修辞上可以还原为“人法地,法天,法道,法自然”,人法地、天、道也就是人“法自然”(自然是地、天、道的本质),人“法自然”的诠释路线可以克服“道法自然”的诠释困境。就“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百姓皆谓我自然”而言,讲的是圣人“辅自然”,意在君王应顺辅百姓之自然。其他关于“自然”的原文及思想,均可统摄在“法自然”与“辅自然”的两层义涵之中。人“法自然”是在天人(天道与人道)关系里讨论修身智慧,是向上法(人取法地、天、道之自然),凸显天道的本原地位;圣人“辅自然”是在君民关系里讨论治国智慧,是向下辅(圣人辅百姓之自然),凸显民的自主性地位。     

“以义治性”何以可能——墨家人性论新探

墨家以“染丝”作类比,将人性区分为本原之性和所染之性。本原之性内含可善可恶的潜质;所染之性受外部环境影响,彰显不同的善恶行为。基于“利”这一善恶的判断标准,墨家指出“仁者寡”“人异义”“不相爱”和“自利”四种人性之消极面向,并主张建构一个以“天之性”为根本的相爱相利的共同体,从而指引人心人性向善去恶。但墨家人性学说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由“以利言性”的外在实践逐渐转向“以义治性”的内在实践工夫,即人以“观”之工夫,感通于“天”,使“天之义”内化于人心,并通过“克己”的修养工夫,外化为一种相互的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