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中的自然山水

自然山水早在先秦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便已孕育萌芽,其中所表达的理论观念和思想文化对后世游记的兴起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将概述自然山水在先秦文学中出现的源流、发展及重要作品和思想观念。     

初冬之暖

初雪 我所在的小兴安岭,今年的第一场雪算是姗姗来迟了。早起,拉开窗帘,见外面大雪纷飞,乱乱的扑在玻璃上。于是心生欢喜,急急出门。漫天密密麻麻,雪花攒簇而来,触地即融,而那些尚未落尽叶片的树上,则挂了茸茸一层。     

观妙——圆融观法与“妙生万物”的思想方向

妙有微妙至极、不可思议、圆融无碍等义,观妙即原初生活领悟。妙之究竟义在于圆融无碍,即于一切事情而观其“无分别相”,观“物”即“无”。在如何“观妙”的思想方法问题上,藉由天台佛学“妙”论的启示,引出“绝待”观妙的圆融思想;“圆融”又蕴涵了“相即”,“绝待”之“即”方是“圆即”,这需要通由从“分别心”到“无分别智”的“观法之切转”透显,观法切转无转相。通由圆融存在观法,转出“妙生万物”的思想方向,不舍于物而“即物”以“妙物”,在生活的相续中不断成就个体的自由与事物的自如。     

肢体自然重建理念——一种人文关怀治疗

著名的医学家、哲学家Hippocrates在公元前4世纪就指出:医生的责任仅在于促进疾病的自然康复过程,而非阻拦这个过程.患者得以治愈的根据是患者自身存在的康复能力;医生首先必须清楚:自己所治疗的对象是人,是有生命的、有思想的、活在社会上的人,而不是被修理的物件.医生能够做到的只是为患者创造或提供一定的有利于康复的条件.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骨科专家Ilizarov发现了张力-应力法则,并因此创造出的牵拉再生、自然重建技术,正是很好地诠释了Hippocrates的思想.     

郑玄“转纬为说”考

郑玄在注释群经时,往往称引谶纬,且常有转"纬"为"说"的现象。后人因误读《礼记正义》所引《郑志》,多信从汉末禁绝谶纬之说,并将其归因为党锢之祸。此说实乃孔颖达、贾公彦等人所创,并无实据。郑玄在遭党锢之祸时未曾噤口不言谶纬之名,在党锢之祸后也没有停用"说"这一指称。据此可证所谓转"纬"为"说"与党锢之祸无关。郑玄十分重视以谶纬解经,将其视为经注之一种,加之汉儒行文过程中指称经注十分随意,故常以"说"代称谶纬。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误识与回归

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法国民事诉讼法中特有的制度,为德日国家所无。究其原因乃是因为既判力理论在上述国家存在差异。我国为遏制所谓的"虚假诉讼"现象而在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该制度。要使第三人撤销之诉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具有一定的制度空间,则应当使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既判力相脱离,同时对虚假诉讼现象进行大致的分类,并结合我国现有的制度框架,来重新型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制度空间,以理清其与再审之诉及案外人异议之诉的制度边界。     

从朱王"新"、"亲"之辨看王阳明的亲民思想

朱熹和王阳明就"大学之道在亲民"的"亲"字进行了各自的阐释.朱熹强调的是对民众的教化,"亲"应作"新";而王阳明强调不仅要对民众进行"教",更要对民众的生计给予关怀.注重从物质上对民众进行"养","亲"不能只解释为"新".王阳明从良知出发,认为明德、亲民是体与用的关系,政不亲民则明德不明.因此,王阳明在治世中表现出了重教、贵生、富民的爱民情怀.但是由于王阳明的政治立场的限制,他的"亲民"思想并不彻底,不可能在为政活动中一以贯之地践行.     

孔子是怎样解释《周易》的

孔子与《易》是有密切关系的,抛开《史记》和帛书的记载不言,仅就《论语》中两条最直接的材料来看确实如此。"加我数年……"当为孔子五十之前所说。五十之前,孔子也曾学《易》,而孔子认为知天命之年尤需学《易》。"不占而已"表明孔子解《易》以德,判定吉凶不需要占筮,而是取决于人的德性。孔子以"生生之德性"解《易》,以"道德必然性"解"天命",通过揭去《周易》的神秘外衣,发掘并发展其天人之学,将隐微难言的性与天道托诸于显著的人道德性,发展出天人合一的德性学说。     

论人对自然的权利和义务

人对自然的权利和义务是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的。人类在享有对自然的权利的同时,应该也必须履行对自然的相应义务。人对自然的权利和义务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其一,人类享有在适宜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的权利,同时负有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的义务;其二,人类享有在适宜的自然环境中发展的权利,同时负有可持续发展的义务;其三,人类享有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同时负有保障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义务。人对自然的权利和义务问题的实质是利益问题。     

以佛摄儒与佛法淑世——欧阳竟无应世方法论浅释

欧阳竟无的儒佛融摄,是以唯识学为主的纯粹佛教与原始儒学的融合,有别于传统思想中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化佛教与以宋明理学为主的儒学之辨的融合。同时,他的儒佛融合,带有鲜明的以儒学为佛学应世之学的特色。其方法论是,严格限定儒学和佛学的内容,从而从学理上探讨两者的内在理路的融摄。他批判了以天台华严禅宗净土为主流的中国化佛教,简别了大乘起信论为主的中国佛教经典,重构了内学;他批判了宋明理学为主流的儒家,批判避谈寂灭本体的儒学,也批判了刚刚兴起的新儒学,重构了儒家。进而,他主张以三智三渐次为具体的方法,将儒学和佛学作深入地融合。他的儒佛融合思想,对当时的思想精英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其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