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本质主义、功能主义和自然目的论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是一个长期引起人们争论和困惑的问题.本文从对<形而上学>T卷开始的一段话的分析入手,在澄清了人们的种种误解之后,表明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以一类特殊的实体亦即不动的动者为研究对象的根本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亚里士多德的实体理论出发,通过分析这个理论的本质主义的、功能主义的、目的论的内涵,最终说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体系是一个自然目的论的体系.     

体悟古意求精神 妙合自然通心源

在艺术史的发展过程中,人对自然的审美表现出不断拓进的创造精神,积淀了历史的进化和精神文明．纵观中国山水画史,历代有建树的山水画家都在对自然深入观察和研究上下了很大功夫,从而发现,探索并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山石皴法、树木勾法等笔墨符号。     

论《周易》的“制器尚象”

“制器尚象”,不是如孔颖达等人理解的“依卦造器”或“观象制器”,而是借助各种发明创造事例(如井、鼎),来揭示“人法自然”思想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运用。进而从侧面角度表达《易》道的广大和周普。     

论罗尔斯的政治义务理论

政治义务是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哈特首先用“相互限制原则”来解释政治义务,这一原则为罗尔斯所继承并加以修正。鉴于该原则存在的诸多问题,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削减了它在政治义务的道德证明中的作用,而诉诸正义的自然责任原则。这个原则仍然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批评,许多罗尔斯的追随者对这些批评作了回应。罗尔斯从公平游戏原则到自然责任原则的转变反映了他对契约论不同的态度。     

论儒家思想中的"人"与"自然"之关系:兼论其21世纪之启示

本文探讨儒家思想传统中“人”与“自然”之关系。本文先从比较文化史视野,析论中国思维方式之特质在于“联系性思维方式”。本文指出,儒家思想传统以“联系性思维方式”为基础,强调“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相即相融并互相渗透的关系。“自然”是“人”的创生者,“人”也是“自然”的参与者。儒家思想家主张“人”与“自然”之间具有连续性与一体性之关系。这两种关系之所以可能,其基础正在于人与宇宙万物都以生生不已的仁德为其本性。“仁”既内在于每个人的心性之中,又超越于每个个体之上,成为宇宙万物之共同质素。而儒家思想中“人”与“自然”之连续性与一体观的建立与发展,正是以人“心”之自觉为其基础。     

进化,从自然主义到自由主义

生物进化体现了生物世界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普遍现象,整个进化史可以人类社会出现的界划发为自然状态的进化和人类智慧,意志指导下逐渐展开的人工进化或自由进化,人类的进步必须要和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科学必将吸取系统论,理性论和人文精神而成为人类迈向自由地的有力武器。     

年轻成年人昼夜体温“钟”的研究

年轻成年被试在现代人类觉醒期间“标准环境温度”(standard ambient tem-perature)(～20℃)和人体产生和散发热量保持最佳平衡状态的睡眠期间“热中性”(thermal neutrality)环境温度(～30℃)条件下。24-h昼夜测量体(口腔)和皮肤(中背,耳后,肘,手背,足背)温度。皮肤温度借助特制WMSX-01巡回检测温度仅远距离连续测温和自动打印。结果表明;(1)在“标准环境温度”(～20℃)和“热中性”环境温度[～30℃间可见四肢(特别足部)]皮肤温度呈现显著相位性倒转。(2)“非午睡组”和“午睡组”均可见在14:00左右呈现一个体温“钟”的“次要低谷”(Minor nadir),从而表示成年人的体温“钟”也可能具有“半24-h昼夜节律”(Circasemidian rhythm)的内源性特征。     

论对不可宽恕者的宽恕

“人际宽恕”乃是过错行为的受伤害者对过错方的一种原宥行为。德里达提出“唯有宽恕不可宽恕者方为宽恕”。该主张从当事人双方的相互行为后撤,强调受害者单方面的无条件的“赠予”性宽恕。但这种主张却忽视了过错方视角以及与之相应的宽恕的“挣得”性特征。思考“不可宽恕者”这种特殊形式的“人际宽恕”需要综合考量当事人双方选择上的开放性,尊重当事人尤其是受害者的“体验之秘密”。为此,我们借助道德心理学分析,趋近对“不可宽恕者”的性质与面貌的同情性理解与准确的呈示,避免像德里达那样简单地回避或转移问题。     

概化理论方差分量估计的跨分布分析

方差分量估计是进行概化理论分析的关键。采用MonteCarlo模拟技术,探讨心理与教育测量数据分布对概化理论各种方法估计方差分量的影响。数据分布包括正态、二项和多项分布,估计方法包括Traditional、Jackknife、Bootstrap和MCMC方法。结果表明:(1)Traditional方法估计正态分布和多项分布数据的方差分量相对较好,估计二项分布数据需要校正,Jackknife方法准确地估计了三种分布数据的方差分量,校正的Bootstrap方法和有先验信息的MCMC方法(MCMCinf)估计三种分布数据的方差分量结果较好;(2)心理与教育测量数据分布对四种方法估计概化理论方差分量有影响,数据分布制约着各种方差分量估计方法性能的发挥,需要加以区分地使用。     

弗洛伊德式主体的发生、结构与伦理地位

作为弗洛伊德晚年最重要的文本之一,《（自）我与它》（Das Ich und das Es）既是弗洛伊德对其理论发展的深化与总结,也是对精神分析理论创立以来所面对的临床难题的反思与回应。然而,由于从英译本转译且尤其是对弗洛伊德思想缺乏确切把握等原因,汉语学界长期以来都以“本我—自我—超我”的所谓“三我”结构来概括弗洛伊德在文本中构建的精神装置模型,因而错失了弗洛伊德在文本中所呈现的（自）我与作为构成（自）我之基础的“非我”即“它”之间的内在张力及其效应,进而也错失了洞见弗洛伊德式主体的发生、结构与伦理地位的重要契机。结合拉康对弗洛伊德“它曾在处,我应生成”（Wo Es war,soll Ich werden）的解读,有理由认为弗洛伊德已经揭示了在布伯式的“我—你”关系或列维纳斯式的“我—他”关系之先,对作为主体的“（自）我”具有更加原本的存在奠基作用以及伦理意谓的“我—它”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创造性重构对于精神分析治疗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