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科学决定论与自由意志——兼论自由意志与自我是否可能?

神经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为决定论提供了科学依据,由此推断没有自由意志和恒定不变的自我。而传统生命伦理学中我们对其它生命体的伦理义务乃是基于这个生命体具备自由意志,即有自我的精神生活。神经科学技术对自由意志和自我的挑战不会对我们的伦理实践产生重要影响。只有在实践生活中人们采用了科学研究结论,从神经科学的发现到影响我们伦理实践的范式转换才会发生。从相容性与非相容性、物理系统自身的识别、神经科学的其它证据等方面探讨了怀疑的内在原因,认为不会因为神经科学家的新发现而否认自由意志和恒定自我。     

井田制研究理学化典范的宋代生成

宋代的理学思潮重塑了由汉代郑玄以来井田制研究的汉学典范,进而形成了一个新典范,即井田制研究的理学化典范。井田制研究的汉学典范困境和宋代理学思潮的冲击是井田制研究理学化开启的前提条件。宋代井田制研究的理学化是一个过程,又可分为两期。前期为井田制研究的理学思潮化阶段。北宋欧阳修是井田制理学化的早期实践者,他将理学批判和理学形上论运用到井田制的研究中,这是井田制研究理学化的开端。其后,宋儒井田制研究的重点是批判汉儒的方法和观点,但忽视形而上的研究,破而不立,并没有建立新典范的意识。后期是井田制研究的理学典范化阶段。南宋朱熹的研究扭转了两宋以来重批判轻形上的风气,将典范所依据的经典由《周礼》转向《孟子》;将所要诠释的井田制模式由《周礼》井田制沟洫制转为《孟子》九夫为井制;确立了以义理为本、典制为末观念为制度阐释的原则。朱熹的相关研究标志着井田制理学化典范的形成。井田制研究理学化过程是理学思潮重塑汉唐以来经学研究的面貌的过程,也是理学思潮自身调适和转向的过程。通过对井田制研究理学化过程的考察,可以丰富理学思潮如何成为典范的认知,也可以为汉学转向宋学的内在理路提供新的解释。     

Bowen家庭治疗模式评析

和其它经典的家庭治疗一样,Bowen家庭治疗模式也建立在系统理论的基础之上。他认为,个人症状的出现,在于个人与家庭情感的融合而使自己丧失了自我判断和选择的能力。因此,主张用代际互动疗法来解构病态的三角关系,增加与扩大家庭中的互动,从而增强个体的自我分化程度,以减轻焦虑。     

论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实践——以《冈志》教礼之争为中心

《冈志》是清中叶编写的一部北京牛街地方志书,除了记载了晚明至康熙末年牛街地区的人文历史、风土人情之外,还记载了这一地区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及重大事件。本文拟以《冈志》为中心,对志书中所记载的有关宗教义理等问题加以研究分析,从中探究这一时期牛街地区伊斯兰教的发展与嬗变,以管窥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演变历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在华新教运动的权势转移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基督教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它影响了中国基督教运动的权势转移,但这个问题很少有学者论及。本文分三部分探讨这一问题。文章首先叙述了大战之前在华基督教运动中的中西权力关系格局,指出长期以来西方传教士掌控在华基督教运动的局面自爱丁堡会议以来已受到批评,但中华续行委办会的建立仅仅是个中国人进入新教领导机构的开端,远未改变支配运动的权力关系。其次论述了大战爆发使得美国基督教普世基督教运动思想在华影响急剧上升,强调教会合作和培养中国基督徒领袖的做法为中国精英分享权力提供空间。同时大战损害了西方文明和基督教在中国的声誉,增强了中国基督教精英的自信,他们在基督教青年会、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地位上升。第三分析了大战结束以后中西合作下的权势转移仍在进行,但国内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压力使得这一过程节奏加快,五四运动、1922年兴起的非基运动及北伐战争中暴力反教事件都导致了中国基督教精英在中国基督教协进会和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中分享更多的权力。文章最后认为尽管战后中西合作建制仍在继续运行,但一次大战导致的国际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基督教运动的权力结构。     

基督宗教中国化的历史、文化与现实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中国宗教工作在新时代的新内容、新命题.宗教中国化既是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需要之间长期互动的一个过程,包括各大宗教历史上与中国社会彼此适应、与中华文化相互汇通以及与本土政治多方磨合等;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世界不同宗教全方位“重新相遇”以来出现的现实问题.毋庸讳言,当今各...     

“本己”抑或“他性”？——海德格尔与列维纳斯死亡观比较分析

海德格尔与列维纳斯都“直面”死亡问题,并对死亡的本性、自我与死亡的关系以及他人之死与自我的关系等问题做出充分回应。海德格尔认为死亡是始终“悬临”于此在生存之中的向终结存在的方式,死亡构成了此在最为本己的整体能在,并展现为主体“我-能”的意向性结构。列维纳斯却要打破生存论上的死亡“悬临”,消解主体的“我-能”,并将“向来属我”的死亡孤独转换为伦理学上“异质属他”的死亡责任,由此,死亡不再是此在为自身存在负责的方式而是为“他者”担负责任的伦理要求。

     

菩提心亦是爱国心——以佛教的“中国之义”响应“中国之治”

<正>天下大治,是古往今来无数治国者孜孜以求的理想。国基永固,也是数千年来中国化佛教永恒不变的祝祷。十九届四中全会向世界人民展示,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不断实践,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1]中国佛教协会发布《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9-2023)》,号召全体佛教界在新时代更好地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建设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佛教思想体系、制度体系、教育体系和佛教文化,不断提高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广度与深度。[2]而佛教教义从各个维度上自觉趋向于新时代进中国化的努力,必将以其"中国之义"奋力书写出"中国之治"的佛教答卷。     

陇南道人任法融

陇南道人任法融王存福●任法融,从陇南走出来的修道人。他寓大彻大悟于探精入微之中,在阐释道教经典方面多有建树,被称为道教圈里的学问家,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政协常委、全国道协常务理事、陕西省道协会长、中国道教学院副院长等职务,在道教界大名鼎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