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复D.布鲁尔的《反拉图尔论》

本文是拉图尔就布鲁尔的批评（参见本刊今年第3期）作出的回应。他强调科学实践是主客体区分不发生作用的唯一领域,并反驳了布鲁尔对他混淆了自然与关于自然的信念或说明之问的区别的批评,指出这种区别仿佛是割断本想连接在一起的东西,即在原本为一个整体的树干中插入楔子,然后再把它们粘合起来,从而给联系制造了麻烦,而这也就是现代主义哲学难题的根源所在。拉图尔认为,布鲁尔等人没有资格对科学作出评价,他的强纲领已经变成了科学元研究的一个障碍。     

阴谋论的心理学探索

阴谋论最初非心理学术语,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渐渐进入心理学研究者的视野。在心理学的研究视角下,阴谋论被视为个体对将重大事件解释为有组织的密谋行动这类说法的接受与相信。研究者开发了阴谋论的测量工具,包括具体和一般层面的阴谋论问卷。对于阴谋论影响因素的探讨发现阴谋论与随和性、开放性、直觉思维、秩序需求等人格、认知、动机因素密切相关。且大量研究还探讨了阴谋论的影响后效,发现其会对个体在政治、健康、环保等层面的行为产生影响。未来研究者应加强对阴谋论的实验研究;且应逐步在国内开展研究,以探讨中国人阴谋论倾向的特殊成因;最后应积极探索阴谋论的干预策略,这将会给培养国民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带来启示。     

“后单位时代”的“社会基础秩序”重建

社会基础秩序,指的是基本的社会联结机制,包括社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成员与公共问题关联的方式、制度与文化。以单位体制的确立为坐标,晚清以降的百余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前单位社会"、"单位社会"及"后单位社会"三种不同形态。与此相应,社会基础秩序也在不断演进。社会基础秩序的形成,既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与社会关系设置的产物,亦对社会运行的其他方面产生着显著的影响。"后单位时代"中国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值得警惕的"社会原子化"现象,表现为社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成员与公共事务缺乏关联的管道,社会领域出现无序互动和失范频仍的乱象。究其实质,在于"后单位时代"社会基础秩序尚不稳固。是故,社会基础秩序的重建,乃是当下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     

论法家的"法治秩序"思想

法家基于人性趋利避害的假设 ,提出“以暴制恶”的治国路线 ,期求通过君主高度集权、以暴力控制群臣、役使全民而寻得“安定秩序”。对君主不作任何伦理与理性的诉求 ,只以能否保证君主实现国家控制为惟一目的 ,强调君主必须集中全部权力以造势 ,以暴力作为最基本治理手段 ,首先以阴谋权术控制群臣 ,进而通过臣以严刑峻法控制民 ,建构金字塔式高度集中的权力格局。“法治秩序”是君主专制秩序、绝对的人治秩序和恐怖秩序 ,是进入政治权力圈的士人为君主集权需要进行的功利主义精心设计。它完全排斥历史、理性、伦理的价值与依据 ,只要求以恶制恶方法的有效性 ,虽能收一时之效 ,却难得一世之功。     

规则与自发秩序:哈耶克社会理论的构建

本文力图勾勒出哈耶克自发社会理论的建构过程。文章认为 ,哈耶克的社会理论由市场秩序到自发秩序观念的确立 ,再进展至自发秩序理论的完善 ,在这两大关键性步骤中 ,规则起了核心的作用。我们在梳理其自发秩序建构过程的同时 ,也力图使社会自发秩序的丰富内涵和构成要素得以展现出来。     

齐瓦当的艺术形式特征

齐瓦当体现出一种其前艺术形式所未有的对人创造力的挖掘。以充满着原始童贞的笔触,以稚嫩又初具系统的结构描画出对神秘世界的向往与热爱,它简洁而神秘、素朴而静穆、纯净而伟大。齐瓦当通过对称形式的运用表现出生命的秩序,体现了中国的时空意识,并通过对不同形式线条的运用,在具有律动的方向感的同时传达出永恒的生命。     

论复杂社会的秩序

对于人类社会而言,秩序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它是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必备的条件.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所需要的秩序是不同的.农业社会所拥有的是一种自然秩序,随着人类进入工业化的历史阶段,社会的复杂化程度迅速提高,自然秩序开始变得不能适应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的需要,从而出现了创制秩序.20世纪后期,人类开始了后工业化的进程,与之相伴随的是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的迅速提高,从而对创制秩序提出了挑战.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类需要一种新的秩序,它就是一种建立在人的自由自觉活动基础上的自觉秩序.自觉秩序也就是合作秩序,既是人的合作行动的结果,也是人的合作行动的保障.对于历史而言,自觉秩序将是人类秩序追求的归宿.     

在比较视野下的国家、灾难与秩序

国家以因大规模天灾人祸造成的社会特殊状态为起点,构建着灾难的叙事。利用灾难的"将发生"的国家,构建出"被划一整合的灾难"叙事模式;而利用灾难的"已发生"的国家,则构建出"被个别诠释的灾难"叙事模式。国家在构建灾难叙事的同时,实际也利用灾难不断构建与巩固自身的秩序。因所处状态的不同,国家有着"日常秩序"与"特殊秩序"。如果两者的联结是直接的,都隶属于一个统一体制下,那么国家秩序的构建与强化将体现在制度的覆盖性与渗透性上;如果两者的联结必须以国家的出场为前提,那么国家秩序的构建与强化则体现为政府形象得以展示与地位得以加强。作为采用"被个别诠释的灾难"叙事模式典型的中国,为了在完善自身防灾抗灾行动的同时保留自身对每次灾难的诠释空间,需要借鉴"被划一整合的灾难"叙事模式,建立"半覆盖性"的体制,并且将自身的灾难叙事发展得更为立体化与人性化。     

整合理性与信仰的易学模式(下)

本文围绕的焦点问题是:在由西方文明所主导的现代,中华文明如何应对其理性与信仰二元化的影响;是在科技层面"师夷长技"的同时,必然移植其信仰体系以构成二元化的张力;还是有可能找回传统文明中理性与信仰相互生成的机制,从而推动中华文明的"旧邦新命";从易学的五个历史阶段展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