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期虐待与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的关系：自尊的中介作用和友谊质量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对2407名青少年进行调查,探究儿童期虐待对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的影响,以及自尊的中介作用和友谊质量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儿童期虐待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2）自尊在儿童期虐待与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儿童期虐待对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的间接效应的前半段路径受到友谊质量的调节。友谊质量高、低水平下儿童期虐待对自尊的预测作用均显著,但友谊质量较高的青少年群体中儿童期虐待对自尊的预测作用更强。     

特质感恩与状态感恩对初中生合作水平的影响

为探究感恩对初中生合作水平的影响,本研究采用追踪调查与实验相结合的方法,通过两个研究分别探究了特质感恩与内在的合作倾向,状态感恩与外在的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初中女生的特质感恩、人物取向感恩显著高于男生;初一下的合作倾向显著低于初一上、初二上时期;（2）初中生的特质感恩水平能显著正向预测合作倾向,状态感恩的唤起会增加公共物品困境中的合作行为。     

基于语义网络的创造性认知机制研究现状与展望

语义网络是主要的知识表征方式之一,对创造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不断发展的网络科学方法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强大的方法论框架及量化工具,研究者得以分别从语义网络结构及语义相关认知操作的角度探讨语义网络与创造性的内在联系。已有证据表明语义网络中所储存的概念越丰富、概念间的连接通路越多元化或越灵活,则个体创造性水平越高;而个体创造性水平亦受制于个体对概念的检索、抑制、选择、整合及扩展等认知能力。在此方向上,未来研究工作应当更多地思考如何在一个相对整合的认知框架中深入探讨语义网络结构及相关认知过程对创造性的交互作用,并结合神经影像等技术手段,将语义网络之于创造性的认知机制嵌套于神经科学体系中进行解释。     

青少年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与网络成瘾症状的关系：惩罚敏感性和孤独感的中介及性别的调节

汶川地震9.5年后,对汶川县和都江堰市767名中学生进行调查,考察惩罚敏感性和孤独感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和网络成瘾症状之间的多重中介作用及性别差异。结果发现：（1）PTSD症状正向预测网络成瘾症状,并分别通过惩罚敏感性、孤独感的单独中介作用及两者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预测网络成瘾症状;（2）女性的PTSD症状显著正向预测网络成瘾症状,并分别通过惩罚敏感性和孤独感间接影响网络成瘾症状;男性的网络成瘾症状仅被PTSD症状正向预测。     

父亲抑郁对幼儿问题行为的影响:教养效能感和教养方式的中介作用

以310名幼儿父亲为研究对象,采用流行病调查中心抑郁量表、父母教养能力感量表的教养效能感分问卷、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和Conners儿童行为问卷,考察父亲教养效能感和教养方式在父亲抑郁与幼儿问题行为间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1)父亲抑郁、专制粗暴、情感联系和幼儿问题行为两两之间均显著正相关,父亲教养效能感、民主关怀、宽容理解两两之间均显著正相关,父亲教养效能感、民主关怀、宽容理解分别与父亲抑郁、专制粗暴、情感联系和幼儿问题行为两两之间显著负相关;(2)父亲抑郁对幼儿问题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3)父亲教养效能感和自身的民主关怀、专制粗暴、情感联系不仅分别在父亲抑郁与幼儿问题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而且在父亲抑郁与幼儿问题行为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同伴特点如何影响人们的合作与冲突行为?

人类的生存繁衍依赖于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合作与冲突行为的研究近年来成为心理学的研究热点。本研究通过实验程序操纵Chicken Game中博弈同伴的特点,考察个体在社会困境中面对不同特点同伴时的合作行为。结果发现：(1)同伴道义论组和功利论组总和解率没有显著差异,同伴竞争组和合作组的总和解率也没有显著差异。(2)在与道义论以及合作型的同伴互动时,个体的行为没有明显受到上次博弈反馈的影响。(3)当同伴为功利论时,相比于上次博弈个体选择和解而同伴选择进攻,双方都选择和解时个体在当前博弈中更倾向于和解;(4)在同伴竞争组中,相比于上次博弈个体选择进攻而同伴选择和解,双方都选择和解时被试在当前博弈中会更倾向于和解。实验结果表明个体在博弈任务中会受到同伴特点的影响,并且同伴在博弈中的行为特点的影响更为显著。本研究从同伴特点来考察个体的合作行为,揭示了影响个体博弈行为的一种因素。     

调节模式对选择超载的影响及其机制：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当前,选择超载领域研究的焦点已从验证其是否存在,转向至其何时存在,即边界条件的探讨。本研究基于调节模式理论,分别以决策后悔和延迟选择作为选择超载的指标,开展两个实验探查选择超载存在的调节模式条件及所涉及的内在机制。实验1以决策后悔作指标,运用量表测试法操纵调节模式,初步探讨调节模式对选择超载的影响,结果发现调节模式调节了选项集与决策后悔的关系,即对评估模式的个体来说,面对大选项集比小选项集时体验到更强的后悔情绪,出现了选择超载,而对运动模式的个体而言,两种条件下的决策后悔无显著差异;实验2以延迟选择作指标,通过任务启动法操纵调节模式,进一步探讨调节模式对选择超载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发现调节模式调节了选项集与延迟选择的关系,即对评估模式的个体来说,面对大选项集比小选项集时更倾向于延迟选择,出现了选择超载,而对运动模式的个体而言,两种条件下的延迟选择偏好无显著差异,进一步有中介的调节模型分析表明选择难度可以部分解释这种效应。总之,通过采用不同方法操纵调节模式,选取不同的选择超载指标,数据结果都一致支持：评估模式的个体比运动模式的个体更容易出现选择超载,选择难度在其中发挥着一定的中介作用。     

行政犯认定中对前置行政行为的审查限度

行政犯立法中广泛地将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认定等行政行为作为构成犯罪的前置性要件,因此刑事司法必然涉及对行政行为效力的审查。首先,为保证犯罪认定的实质合理性,应肯定刑事司法中对前置行政行为具有审查权。其次,在审查限度上必须对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实质性审查,不仅要对作出行政行为的基础事实、法律适用、程序性要件等合法性要件进行审查,还要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审查。对于以行政处罚等作为前置条件的犯罪,对作出行政行为的基础性事实不存在、程序不合法、行政行为不具有合理性的,应阻却犯罪的成立。对于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应解释为未取得许可,不具有阻却违法的效力。对于行政认定行为有错误的,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可以按照法律适用问题直接予以判断。     

追星致害中明星、经纪公司的安保义务与责任承担

在追星致害中,基于与粉丝之间的特殊关系,明星、经纪公司负有安保义务,未履行安保义务造成粉丝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明星、经纪公司在网络空间负有危险控制义务,在物理空间负有警告义务、通知义务和保护义务。在责任承担上,可以《民法典》第1198条为主要依据,结合第1195条、第1197条、第1171条和第1172条,在网络空间建构连带责任与相应的补充责任的协调适用规则,在物理空间建立安保义务人之间的类型化责任分担机制,力争在保护粉丝合法权益的同时,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化。考虑明星与经纪公司之间所签订的经理人合同、演出经纪合同、演艺经纪合同等具有委托、代理、行纪、居间等综合属性,经纪公司承担的相应的补充责任最终由明星承担,除非合同有特别约定或参照适用劳动合同。经纪公司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明星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经纪公司追偿。     

组织化的自我实现：高校社会工作的一个视角

当今社会,大学生拥有更大的自主性和更多的选择自由,既呈现出个体化的新特征,也因新的焦虑而陷入矛盾与困惑之中。高校作为一个组织体系,是大学生从教育向职业过渡的重要场域。营造一个可以充分发挥大学生潜能的组织氛围是思政工作者、心理健康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目标,但目前高校的思想政治和心理健康工作是以教育、管理或治疗为主,不足以全面回应大学生在新的组织环境中自我实现的需求。在霍耐特“组织化的自我实现”这一概念的启发下,高校思想政治和心理健康工作可以引入社会工作服务,发挥其组织化和个性化双重优势,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