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及其在西方精神空间中的地位：一种辩护

哲学从未是一门科学，并且永远不会是一门科学。然而，哲学是一个知识体：主体关于主体的知识。作为一个自主存在域，主体的本体基础是关于自身的知识。作为一个绝对自反性的非空间领域，主体存在的自主性确定了自由在宇宙空间的存在。我们可以忘却上学时所学的毕达哥拉斯的定理，但是哲学知识永远不会被忘却。     

胡绳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建构

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是拓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谱系的关键之维，近年来受到学界密切关注，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研究成果。解读关键理论家的相关思想成果，从而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研究主题以具体规定性，是将此项研究向纵深推进的必要环节。胡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具有创造性、自主性和继承性三大理论特征。其创造性体现为对“两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性区分，对“两个决定论”的创新性解读，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系统性阐释。胡绳区分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出场的“两种身份”,前者为在中国传播的“一种理论”,属于一个“历史事实”;后者为解决中国问题的“一种方案”,属于一个“历史事件”。其中所蕴含的独立解决中国问题的自主意识、对教条主义束缚的破除、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阐释，均体现了胡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建构的自主性特征。其继承性体现为这一新知识体系对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五形态论、生产力发展论、社会进步途径、人类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深刻理解，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一脉相承，共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认知架构。     

《万民法》中的国家自主性悖论——罗尔斯的解决方案及其遗留问题北大核心

罗尔斯很大程度上出于现实性的考虑,在《万民法》中将世界正义的主体设定为国家,从而明确拒绝了以个人为主体的世界主义正义。以国家为主体需预设国家的自主性,而国家自主性对内构成个人自主性的潜在威胁,对外构成战争的潜在动因,由此成为万民法理论中一个悖反性预设。为因应国家自主性悖论,罗尔斯以人民去替代传统的国家概念,并着力论证人民之对内自主性与个人自主性的兼容,及其对外自主性与普遍和平理想的兼容。但这一方案未能明确回答非自由社会的自主性问题,并使万民法理论的主题变得暧昧,而万民法理论相对于世界主义正义是否更具现实性,也不像罗尔斯所认为的那样确定。     

在小组活动中鼓励青少年自我探索

青少年是同少，平疋人生的一个关键时期，在少年期至青年期，其发展需要是多方面的，他们过强的社会活动能力是推动社会创新或发展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那么，青少年的需求到底有哪些呢？     

城市化进程中“村转居”社区居民自治的再建构

实地观察发现,"村转居"社区并不天然地更利于自治,其实际的治理状况经常表现为典型的弱自治特征。由于村转居社区一般是城市化进程对村庄进行了改造、并在行政整合的外力建构下形成的,原来的行政村所实施的村民自治主要基于村民之间共同的经济联结而不是社会自主性,决定了行政村的自治传统基本不具备可继承性。因此,对于村转居社区的治理方式,应理性地定位于"有限自治",并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以培育居民社会联结和社会自主性为目标的再建构过程。     

找到你的绳索

在得知我患了一种罕见的、需要进行为期一年的强化治疗的乳腺癌之后不久，我决定减少一些社会活动。     

文摘二篇

一、如何理解“宗教信仰的自由”青海省人大副主任桑杰在《世界宗教研究》 2006年第一期发表文章《我国宗教立法论要》中提到“宗教立法”有三个基本原则,即宗教信仰自由、独立自主自办和政教分离。文章认为所谓“宗教信仰自由”有两个方面,一是“宗教信仰绝对自由”, 因为信仰“是个人内在的思想追求,属于个人的私事,”国家不能干涉;二是“宗教活动相对自由”,     

论自主性及其在生命伦理学中的意义

本文试图探讨自主性及其对生命伦理学的意义.文章以英国哲学家Onora O'Neill对自主性的质疑为起点,对康德和密尔意义上的自主性概念、以及自主性概念的来源和发展进行分析论证,在此基础上指出,自主性在生命伦理学中所面临的困境,并非如许多哲学家所认为的生命伦理学的自主性与康德意义上的自主性发生了偏离,而是因为在实际运用中自主性的形式与实质被割裂了开来.文章提出,为使尊重自主性原则真正体现保护病人和受试者的利益,不应抛弃形式上的自主性,而应该修复它,并使之更好地体现和服务于实质的自主性.     

绩效合法性与中国经济奇迹

既有文献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把经济的成功归因于国家一个或数个成功的政策,并且一般都从经济学角度来探讨经济飞速发展背后的秘密.本文则指出,中国经济奇迹的关键不仅在于国家的经济政策,而且在于国家在社会和其它方面所施行的政策.并且,经济成功不在于任何一个具体的经济或者社会政策的当期有效性,而在于国家在面对前期政策所产生的负面意外后果时能够采取新的措施和政策谋求新的发展.之所以能够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因为当前中国的国家合法性主要来源于绩效表现.绩效合法性机制使得中国政府在前期政策出现负面后果时马上会面临来自社会的压力而不得不迅速地进行政策调整,而历史传承的强国家传统又让中国政府能够打破利益集团或其它阻力,出台应对之策.中国的经济奇迹背后并没有固定的政策和稳定的制度来支撑,因而我们也不可能据此来构建“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