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觉线索与个体差异对音乐紧张感加工的影响

音乐无他, 张弛而已。音乐紧张感架起了客观音响与主观体验之间的桥梁, 是音乐情绪产生的前提和基础。音乐紧张感加工的影响因素主要来自客体与主体两方面。研究发现, 声学要素与调性结构是影响音乐紧张感诱发的声音线索, 而文化背景与音乐能力是影响听者对紧张感加工的个体因素。未来需要对时间结构与长时程调性结构诱发的紧张感及其机制进行深入探究, 这将有助于深化我们对音乐紧张感与情绪加工的认识。     

有无二胎与父母教养能力感的关系:头胎子女亲子依恋的调节作用

研究选取650名中小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父母教养能力感量表和亲子依恋安全性问卷,考察了有无二胎与父母教养能力感的关系,并探讨了头胎子女的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在有无二胎与父母教养能力感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二胎家庭中父母的教养能力感高于独生子女父母的教养能力感;（2）头胎子女的母子依恋能够调节有无二胎与父母教养能力感的关系：对于高母子依恋组的被试而言,有无二胎无法预测父母教养能力感,而对于低母子依恋组的被试来说,有无二胎能显著正向预测父母教养能力感。而父子依恋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结果表明,对高母子依恋群体而言,有无二胎不影响父母教养能力感,而对于低母子依恋群体来说,家庭中有二胎会促进父母教养能力感的发展。     

职前教师情绪觉察能力对情绪信息注意偏向的影响

采用修订的情绪觉察水平量表（LEAS）对315名职前教师进行调查,并从中筛选出高、低情绪觉察能力组被试各60人,分别完成情绪面孔Stroop任务（研究1）和情绪词Stroop任务（研究2）。（1）研究1的正确率上,中性面孔最高,愉快面孔次之,悲伤面孔最差;反应时上,悲伤面孔最长,愉快面孔次之,中性面孔最短;高分组仅在愉快和中性面孔上的反应时长于低分组;消极面孔的干扰效应高于积极面孔的干扰效应。（2）研究2的反应时上,消极词的反应时最长,显著长于中性和积极词;高分组仅在积极词和中性词上的反应时长于低分组,且高分组在积极词上的干扰效应高于低分组。研究结果表明与中性刺激相比,高低情绪觉察能力组均对情绪刺激产生了注意偏向,尤其是负性情绪刺激;与低情绪觉察能力组相比,高情绪觉察能力职前教师不仅对消极情绪信息产生注意偏向,还对积极情绪信息产生注意偏向。     

康德与根本恶

康德在18世纪80年代把自由意志视为一种善的意志,认为自由的同时又是恶的意志是不存在的。后来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拒绝了这种看法,认为人身上有一种内在于自己Willkür的对恶的普遍倾向,即根本恶。这种根本恶从动机二元论角度也可以表述为人在采纳道德法则和幸福作为准则的动机时颠倒了它们之间的道德次序,禀赋在动机二元论中体现为道德法则和幸福,而倾向是对这两个动机之间的等级关系的表达。所有特殊的恶的准则都有一个最高的准则即Gesinnung,这个概念使根本恶成为既是与生俱有的,又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从而使根本恶可以被归责。     

人口统计学特征对公共服务动机有什么影响?来自元分析的证据

采用元分析方法探讨人口统计学特征与公共服务动机之间的关系。经筛选, 共纳入138篇492个独立样本(N = 1078442)。结果发现, 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组织任期、工作任期、职位等级和收入与公共服务动机之间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且与公共服务动机不同维度之间的关系均存在差异, 婚姻状况与公共服务动机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此外, 公共服务动机测量工具、测量时间点和文化背景对部分人口统计学特征与公共服务动机之间的关系有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为人口统计学特征如何影响公共服务动机提供了较为精确的估计, 对于发展公共服务动机理论, 激励员工工作积极性, 提高公共部门服务水平都有重要意义。     

变量间的网络分析模型及其应用

变量间的网络分析模型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心理学研究。不同于将潜变量作为观测变量的共同先导因素的潜变量模型, 网络分析模型将观测变量作为初级指标, 采用图论的方法建立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网络, 其中变量为网络的节点, 而变量间的关系是节点之间的连线。因此网络分析可以突显观测变量之间的联系以及观测变量相互影响而形成的系统。通过变量网络中基于各个节点特征的指标(如中心性)以及基于整体结构特征的指标(如小世界性), 网络分析为研究各种心理现象提供了新的可视化的描述方式和理解视角。近10年来, 网络分析的方法已在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等领域得到一定的应用。未来研究应继续发展和完善网络分析模型的理论和方法, 使之运用到更多的数据类型和更广的研究领域中。     

瞳孔是心灵的窗口吗?——瞳孔在心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及测量

瞳孔大小是眼动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参数指标,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人的心理活动并影响他人的心理与行为。一方面, 瞳孔变化受到自上而下的知觉与注意、情绪与动机、心理努力、社会认知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 另一方面, 大瞳孔能引起他人更多的积极评价和积极行为。瞳孔的神经机制(蓝斑-去甲肾上腺素系统)和自适应增益理论解释了瞳孔与心理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的原因。瞳孔测量(pupillometry)作为一种有效的眼动追踪方法有助于理解瞳孔与心理的关系, 研究者在测量瞳孔时需要关注无关变量(如亮度、注视位置), 原始数据处理(如基线校正、眨眼处理)及瞳孔指标选取(如瞳孔直径、震颤频率)等问题, 未来研究应继续探讨瞳孔与其他心理之间的关系, 并探索更有效地处理和使用瞳孔指标的方法。     

全球化语境下的多元文化能力模型及其在跨文化合作中的应用

全球化带来了丰富的多元文化经验, 开阔了人们视野的同时, 也造成了认知负担, 进而可能引发对外文化群体的抵触情绪和排斥行为。多元文化经验的普遍性和两面性突显了对其进行合理管理和灵活应用的重要性。然而, 现有的文化能力的理论大多在全球化研究早期提出, 已经无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新变化。在文化会聚主义理论框架下, 将文化视为动态发展的系统, 建构以元知识为核心的多元文化能力模型将有助于深入理解全球化问题。新模型的效用检验计划从文化知识管理和群际接触应对两方面检验多元文化能力在跨文化合作情境中的效用与机制, 以期为全球化环境中个人与组织开展跨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与市民化研究——以新人力资本理论为视角

本文以新人力资本理论为视角,借助来自全国28个省区市的1047份样本数据,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对市民化的影响。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处于低水平,市民化处于中等水平;总体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本文将人力资本构成要素区分为传统人力资本要素和能力,二者各自作为一个整体,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知识、经验、健康与能力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政府、家庭、务工单位与个体合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知识、经验、健康与能力,可以作为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重要途径。     

矛盾年龄偏见量表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的修订及信效度检验

目的：修订矛盾年龄偏见量表(the Ambivalent Ageism Scale, AAS),并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进行信、效度检验。方法：对1182名大学生施测AAS中文翻译版,探索并验证其因子结构,分析信、效度和测量等值性。其中347人还完成老化知识量表(FAQ)和容纳他人量表(AOS),用以检验AAS中文版的校标关联效度。另有74人在4周后重测AAS中文版。结果：AAS中文修订版包含认知帮助/保护、不想要的帮助和敌意年龄偏见三因子,总量表和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依次为0.83、0.80、0.85、0.76,重测信度依次为0.78、0.62、0.78、0.71。AAS中文修订版及各维度与FAQ和AOS负相关(r=-0.23～-0.48,ps<0.001)。验证因素分析表明AAS中文修订版的拟合良好(χ²/df=3.51,CFI=0.96,TLI=0.94,RMSEA=0.07,SRMR=0.05)。且该量表跨性别形态、弱等值、部分强等值和部分严格测量等值成立。结论：修订后的矛盾年龄偏见量表(AAS)中文版的信、效度良好,具备跨性别的测量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