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行动者-对象相互依赖模型探究牺牲动机对亲密关系满意度的影响

目的:探究牺牲动机对亲密关系满意度的影响以及知觉到对方牺牲动机的中介作用。方法:对168对情侣采用亲密关系满意度、牺牲动机和知觉到对方的牺牲动机量表来测量,并运用行动者-对象相互依赖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行动者效应:知觉到对方的牺牲趋近动机是牺牲趋近动机和关系满意度的中介变量。对象效应:只发现女性的牺牲趋近动机通过正向影响男性知觉到的牺牲趋近动机从而正向影响男性的关系满意度。结论:本研究有助于理解恋人双方做出牺牲行为背后的动机对于双方关系满意度的影响。     

用双任务测定技术测量手-脚协调水平

基于多重任务的心理信息加工原理,提出一种可以更好地利用分离的双重任务操作绩效测量和计算操作者手脚协调能力的方法,并提出手-脚协调估计值K的计算方法。经手脚协调任务实验验证,手-脚协调估计值K可以较好地用于测量操作者的手脚协调能力。     

职业倦怠的工作要求-资源模型

工作要求 -资源 (JD R)模型从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两个维度出发 ,研究了工作条件对职业倦怠各个维度的影响。大量的研究支持了该模型 ,但是由于对该模型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尤其是对工作要求与工作资源之间的交互作用的验证性结论有一些矛盾的方面。因此 ,有必要对这一模型进行更多的实证研究 ,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干预倦怠的有效策略     

新冠疫情期间中小学教师工作-家庭冲突和抑郁: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本研究考察新冠疫情期间,工作-家庭冲突是否通过职业倦怠增加中小学教师抑郁水平,以及心理弹性是否调节该中介作用。1127名中小学教师参与线上调查,完成中小学教师工作-家庭冲突问卷、中小学教师职业倦怠问卷、抑郁自评量表及中学教师心理弹性量表。结果发现：(1)大多教师疫情前后工作生活情况、工作-家庭冲突与抑郁的状况变化不大,少数教师疫情期间工作生活情况、工作-家庭冲突与抑郁状况变差或好转;(2)教师工作-家庭冲突与抑郁、职业倦怠呈正相关,三者均与心理弹性负相关;(3)控制额外变量后,职业倦怠是工作-家庭冲突与抑郁间的中介变量,在疫情期间工作生活状态更好、更差以及与疫情前后没有差别的教师中均成立;(4)对于感知疫情后情况更好的教师,心理弹性调节了工作-家庭冲突与职业倦怠的关系。对于感知疫情后情况更差的教师,心理弹性调节了职业倦怠与抑郁的关系。因此,缓解工作-家庭冲突和职业倦怠、提高心理弹性可减少中小学教师抑郁,保持心理健康。     

秒回?信息通讯技术时代的职场通讯压力

职场通讯压力是指员工想要快速回复基于信息通讯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的工作消息而体验到的紧迫性, 现有研究对其成因及影响路径的探讨较为零散且缺乏系统性认识。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并结合努力-恢复模型, 讨论作为工作要求的ICT使用以及作为个人要求/资源的个体因素对职场通讯压力的前因作用; 探讨职场通讯压力因阻碍恢复活动而对员工身心健康以及工作和家庭领域产生的消极影响, 以期增进对职场通讯压力的全面了解, 丰富现有研究对ICT使用后果的认识, 并为未来研究的展开以及员工职业心理健康干预实践提供参考。     

心理丰富提高亲环境行为意愿

理解幸福和积极因素与亲环境之间的关系对于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探究影响亲环境行为的积极前因,研究聚焦于心理丰富的幸福取向,通过10个子研究(N=2979)考察了心理丰富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及其潜在机制和边界条件。结果发现,心理丰富程度越高,人们越愿意为环保做出努力和行为改变(研究1.1～1.4),而这是因为心理丰富提高了自我扩展水平(研究2.1～2.4),并且在个体将自然看作比自我更渺小时,自我扩展对亲环境行为的预测作用更显著(研究3.1～3.2)。研究结果揭示了幸福对亲环境行为的积极作用,为推动人们参与构建可持续发展社会提供了启示。     

面孔识别的自我群体偏向

面孔认知研究表明, 人们识别和再认自己所属群体(如种族、性别、年龄)面孔的成绩显著好于识别其他群体面孔的成绩。近年来围绕面孔识别的这种自我群体偏向进行了实验研究, 研究者提出了知觉经验说和社会认知论两种理论来解释其认知加工机制, 而类别化-个性化模型和双路径模型则是将两种理论分别加以整合提出的新解释。研究者还对面孔识别自我群体偏向的神经机制进行了研究, 探讨了评价者、评价对象和评价任务等因素对自我群体偏向的影响。提升面孔识别自我群体偏向研究的生态效度, 构建整合性理论模型以及加强跨文化和本土研究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推理再思考

将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和第七卷中论述的实践推理形式排除在审思之外是不恰当的,事实上跟第三卷的所谓"手段-目的"样式一样,亚里士多德在第六和第七卷中所谓"规则-案例"样式同样在讨论审思的形式。第六、第七卷中亚里士多德将实践理性的审思称为关于实践行动的推理,但是它完全不同于理论三段论,称之为实践三段论有误导之嫌。区别于理论推理,实践推理的大前提都跟人的善好、规范性的"应当"、欲望有关。而人的善好和幸福这个领域并不是理论思考的范围。实践理性所关涉的,无论是理论还是对象,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会出现欲望和大前提冲突、大前提之间相互冲突的情况。一个真正有实践智慧的人,会在具体的情境中,通过努斯觉察到具体的道德特征,从而把握到适用的大前提。     

不同线索下特质焦虑个体的返回抑制

焦虑与注意偏向的研究是近年来情绪与认知领域的热点。为探讨特质焦虑个体的注意偏向特点及其返回抑制能力是否受不同线索的调节, 采用特质焦虑量表筛选高特质焦虑大学生29名, 低特质焦虑大学生28名完成线索-靶子任务。要求被试在提示线索消失后, 对位置进行快而准地辨别反应, 分别探索中性和情绪性提示线索下被试的返回抑制。结果发现：(1)在中性线索条件下, 高焦虑个体平均反应时慢于低焦虑个体。(2) 在情绪线索条件下, 高焦虑个体在负性线索下的反应时小于在正性线索下的反应时; 高、低焦虑个体在各种SOA条件下均出现了返回抑制, 但各组返回抑制量受到情绪线索的调节：在正性情绪线索条件下, 两组返回抑制量没有显著差异; 在负性情绪线索下, 高焦虑个体返回抑制量显著小于低焦虑个体。这表明, (1)焦虑个体的注意偏向受到刺激信息的影响：只对负性情绪线索出现注意警觉; (2)只有在涉及负性情绪信息时高、低焦虑个体返回抑制能力才有差异, 高焦虑个体存在对负性情绪线索的抑制困难。     

出于/为了自身 —— —道德哲学致思的亚里士多德-康德范式（上）

在当代道德哲学论域,人们通常认为,从亚里士多德到斯多亚派再到康德的这一脉络意味着道德哲学的一个形态转变,即从古典良品伦理学转变为现代义务伦理学.在这一解释模式中,正当、义务、责任等概念被赋予了某种现代色彩,良品概念被赋予了某种古典色彩.实际上,这一解释模式是值得商榷的.有充分的论据表明,所谓的现代正当观念其实早已为古典时代的希腊人拥有.在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以及斯多亚派之间虽然存在显见的不同,但他们其实可以会通一致,会通一致的基点在于他们都拥有一种“出于/为了自身”的道德意识结构.这种道德意识结构是人类从事道德哲学致思的普遍、共同的范式,可概述为“亚里士多德-康德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