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接受美学视角探析庞德误译

庞德的第一部译著<华夏>于1915年问世.自此,其在诠释中国古诗词时所产生的误译不断地招致了翻译评论家的非议.该文试图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探究造成宠德误译的原因,根据接受美学的理论和翻译的跨语言特性,将对庞德翻译文本的接受方式划分为垂直一水平式接受.通过例证,认为,正是与这一接受过程有关的变因,如审美主体(翻译者)、接受主体(接受语读者)和接受环境(接受语的民族心理)等综合因素诱发了庞德的误译.     

糖尿病高血压和糖尿病肾病患者血清MMP-2及TIMP-1的表达及意义

为了探讨MMP-2、TIMP-1在DMEH和DN发病中的意义,随机收集T2DM患者146例,其中SDM 57例,DMEH 38例,DN 51例,健康对照38例。用ELISA法测定MMP-2、TIMP-1的含量。结果显示,DM患者尤其是DMEH和DN患者血清MMP-2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P均〈0.01,且随病情发展呈逐渐降低趋势。而血清TIMP-1随病情的发展则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SDM、DMEH组和DN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分别为P〈0.05,P〈0.01和P〈0.01。因此,MMP-2和TIMP-1可能参与了DMEH和DN的发生发展过程,定期检测DM患者血清MMP-2和TIMP-1的含量变化有助于DM并发症的早期诊断和疗效观察。     

由角膜新生血管的治疗引发的思考

探讨角膜新生血管的有效治疗措施。运用现代医学知识,以创造性思维突破常规, 多因素多环节不同水平干扰发病过程。创造性思维可寻找有效的辅助治疗措施。在角膜新生血管的治疗中正确运用哲学观点,充分发挥创造性思维能力,可降低本病的致盲率和后遗症的发生率,促进人类健康生存,提高生活质量。     

CGRP和VIP与先天性胫骨假关节的相关性研究

为了明确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GRP）、血管活性肠肽（VIP）在先天性胫骨假关节（CPT）病变组织中的表达,取10例CPT病变骨膜作为实验组,以10例正常骨膜作为对照组,采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两组标本中CGRP、VIP的表达。结果显示,CGRP、VIP在CPT的骨膜中较对照组表达减弱。因此,CGRP和VIP在CPT中的异常表达可能是导致CPT的因素之一。     

20世纪伦理-经济范式与道德哲学的理论创新

伦理-经济关系是道德体系的哲学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中国化的基本课题.20世纪的中国道德哲学的发展,历史而共时地存在三大理论范式,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韦伯新教伦理的"理想类型",还有所谓"经济伦理".三大理论范式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合理性与实践合理性,但也都内在着深刻的矛盾.21世纪的文明将是生态文明.21世纪道德哲学和道德体系的形而上学基础,既不是机械的"决定论",也不是抽象的"气质论"和"立法论",而是汲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辩证法精髓,融摄三种范式并扬弃它们的内在局限的"生态论".辩证合理的伦理-经济生态既是21世纪道德体系的建构,也是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中国化必须进行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脂联素基因多态性与原发性高血压研究进展

脂联素是脂肪细胞特异性细胞因子,与糖、脂代谢、胰岛素抵抗密切相关,具有抗炎、抗动脉粥样硬化特性。脂联素基因序列中存在相当数量的等位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45T／G、＋164I／T和＋276G／TSNPs发生频率在原发性高血压（EH）中增高,直接影响脂联素血浆浓度。脂联素基因SNPs是EH的一个新易感因素。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和钙离子拮抗剂联合应用能更好地减少高血压患者的临床事件

2008年3月31日一项关于联合方案治疗收缩性高血压防止心血管事件研究（ACCOMPLISH）的结果在美国心脏病学会第57届年度会议上公布。其结果显示：与传统治疗方案相比．ACEI加CCB联合方案应用于高危高血压患者可降低20％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脊髓血管畸形误诊和治疗失误因素分析

脊髓血管畸形是脊髓血管发育异常所致的一类少见的先天性疾病,早期临床表现轻微而缺乏特征性,容易造成漏诊和误诊,脊髓血管畸形血管构筑复杂,目前缺乏统一的分类,临床治疗困难。本文回顾性分析明确诊断和治疗的脊髓血管畸形患者早期误诊、漏诊以及治疗失误的主客观因素,以便于临床早期诊断和合理的治疗脊髓血管畸形。     

脑室系统血管畸形的诊断与治疗

为了增强对脑室系统的血管畸形的认识,回顾性总结24例脑室系统的血管畸形的基本临床资料。结果显示,除1例静脉畸形外,其余23例均接受手术,21例全切,2例部分切除,病理证实海绵状血管瘤13例,AVM10例,其中死亡1例。提示脑室系统血管畸形发病率低,出血及脑积水多见,手术切除是海绵状血管瘤和AVM的最佳选择,而静脉畸形应予保留。     

责任归因对“做效应”的调控及其ERP证据

“做效应(action effect)”是指决策中由“做(action)”与“不做(inaction)”行为引起的相同决策后果, 却诱发了不同强度的情绪体验。本研究使用ANSIE量表筛选了责任归因不同倾向的两类被试(极端内控者、极端外控者), 运用ERP技术, 在一项简单赌博实验任务中考察了这两类被试的“做效应”差异及其电生理证据, 旨在探讨责任归因对“做效应”的调控作用。行为结果表明, 无论结果输赢, 极端内控被试的“做”与“不做”行为结果诱发的情绪强度和责任感强度都没有差异, 而极端外控被试的“做”行为诱发的情绪强度和责任感强度都比“不做”行为诱发的明显大; 脑电结果表明, 在FRN和P300上, 极端内控被试的“做”与“不做”行为诱发的FRN和P300波幅之间都没有差异, 而极端外控被试的“做”行为诱发的这两种脑电成分波幅都比“不做”诱发的较大。简言之, “做效应”在极端内控被试身上表现不明显, 而在极端外控被试身上表现明显。“做效应”很可能是由于个体对不同行为导致的相同决策后果的责任归因不同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