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程氏传》对“位”与“时中”的诠释——从易学、理学与政治思想相结合的角度看

"位"与"时"都是《周易》中非常重要的概念范畴,为历朝历代的易学家、儒者们所诠释。程颐作为宋代理学的奠基者,将天理学说引入到易学诠释之中,将爻位与儒家时中的政治理念紧密结合,从宇宙本体的高度,将"时"、"中"视为天理在《周易》中的具体展现,希望所处不同之"位"的社会个体,尤其是君臣,在任何具体的情境中,都要遵循天理,时刻保持"中德"。程颐此解无疑强化了其易学的伦理政治性,为后代的易学诠释提供了新的方向。     

传道人要认真负责地讲好每一篇道

一棵树因为阳光雨露才会更加生机勃勃,高大挺拔,才会健康成长,直至根深叶茂。而优秀的讲章就好像阳光雨露,使我们属灵的生命深深扎根,茁壮成长,四季常青。     

教你传好神的“道”——《实用宣道法初探》读后

很多人衡量一个传道人的重要标准就是看他的道讲得如何，传道人也常常以将上帝的道传讲得好视为侍奉中的重中之重。但现实中却仍有很多人讲了多年的道却不知如何有效地预备讲章，有一些神学生读了几年神学却仍不知如何才能把道讲得通俗易懂，让神的话真正进入信徒的心中。     

复活之主赐给基督徒的三样宝贝

经文:约20:19—31 每年的复活节,教会的传道人都会传讲“基督复活”的信息,似乎只有在复活节,我们才想到“基督复活了”;只有在复活节,我们才唱有关基督复活的赞美诗,我想这是很不够的。早在使徒时代的教会, 使徒宣道的核心问题就是见证基督的复活。使徒保罗在他致哥林多教     

戴钧衡之学术渊源及其《书传补商》之特色

戴钧衡承袭了乃师方东树的学术思想,尊崇宋学,强调经世致用。其所著《书传补商》一书,宗主程朱,推尊《蔡传》,重视对《尚书》中义理的阐发,可谓桐城派治经的一大代表作。戴氏解经,特别强调反复玩味经文,并以人之常情、事之常理为佐证。戴氏以此方法辨析疑义,阐明新说,形成了鲜明的治经风格。     

经学与政治的功利情结--从《春秋》三传的沿革看两汉经今古文之争的政治内涵

两汉时期 ,经学与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 ,经今古文学派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尖锐。《春秋》三传在两汉时期的沿革 ,反映出特定的政治内涵 ,简言之 :西汉时期 ,政治更多地依赖于经学 ;而东汉时期 ,经学更多地依赖于政治。二者的关系是互为功利的。     

《周易·大象传》的易学诠释视域

《易传》各篇中,《大象传》以卦涵摄符示的物象照察生命与人生,借此诠释、表达生命与人生的价值应然和理想愿景,构建起特性色鲜明的《易》的生命语境。自身生命内外双向的开拓,成为《大象传》易学诠释视域中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前者主要表现在自身生命内在德性的涵养,后者集中表现为宇宙意识、天下意识下的宇宙关怀与天下担当。《大象传》中君子人格得以突显,德内礼外生命人格气象风范方面表现优异成为君子的第一义,以此表达了三才之道下对于人之一才的高度期许,典型体现并深化了孔门儒学的精神,是与春秋战国时期士人生命觉醒与自觉的时代思潮紧相呼应的,并对后世持续发挥着重大影响。     

北属时期道教南传越南研究

崇尚巫鬼的道教与越南本土原始鬼神信仰极为契合。汉末,初创不久的道教便经由上层及民间等多重路径南传越南。六朝期间,入越的循吏、高道及奉道世家的涉道活动,尤其是著名道士兼道医董奉、葛洪等,入越弘道布教,有力地推动了道教在越南的传播和发展。初具规模的民间道团组织的出现,堪称此间道教南传越南最为明显而又直接的发展成果。隋唐期间,入越道教不断受到上层社会的推崇而与越南本土信仰逐渐融合,发展成为越南化道教,道教南传越南亦因此达到了鼎盛。     

金陵刻经处“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守护者

<正>中华文明之伟大,在于绵延千载而不绝。文化之存续,一赖人传,一赖字传。人传者,口传心受也。字传者,著述立说也。然著述立说,若不归于文字,落于笔端,现于纸上,则难于致远。遂有仓颉作书、蒙恬制     

从《诗集解》和《诗集传》诗旨差异看朱熹《诗》学观念的转变及原因

朱熹注《诗》凡两易稿。初稿名为《诗集解》，后稿名为《诗集传》。二稿所论诗旨差异很大，这反映了朱熹解《诗》观念的转变。本文首先分析了朱熹注《诗》前后稿诗旨的差异，然后详细分析了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一是朱熹以前说《诗》领域废《序》之风影响所致，二是朱熹从文学角度看《诗》的结果，三是他从理学角度解《诗》的必然。《诗集解》和《诗集传》所论诗旨的差异，反映了朱熹解《诗》思想的巨大变化，勾勒出他从汉学向宋学的转变轨迹，代表了两宋《诗》学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