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德建设与公民耻感涵育

重视耻感教育是我国传统道德教育的突出特点,也是中外思想家普遍认同的道德教育规律.依据社会公德的特征,结合我国社会公德建设的实际,承接中华民族耻感教育的优良传统,探索社会公德建设过程中耻感教育的内容、方法和途径,使我国传统耻感教育体现时代性,对于在新形势下加强社会公德建设,具有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     

儒家"耻"德与公民道德文明的教养

中国是一个长期受到儒家道德人文理念浸润的国度 ,儒家的道德人文理念对于我们今天的公民道德建设无疑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本文即旨在阐发儒家“耻”德对于我们今天的公民道德教养的积极借鉴意义。     

茗山法师的荣辱观

一、耻感与佛教荣辱观不论在古代中国、印度,还是欧洲,耻感的生成都以人从其他生命形态中分离出来,并对此有了自觉认识而发端。孔子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1]即人的耻辱感源于道德上的向善开导,习俗制度上的划一规范,由此人有了耻辱感才能自律。孟子更自觉地发掘其根源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者乃禽兽也。“羞恶之心,人皆有之。”[2]荀子则有论《荣辱》的专文,明清之际的大儒顾炎武更从当时与后世“人相食”,乃至衣冠禽兽“食人”的现实中,由反思而抉择出“行己有耻”自觉的个人行为准则,“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处、往来…     

病耻感对于精神病患者的影响以及文化对策

本文分析三种类型歧视所造成的患者及其家属的痛耻感,论述我们应当如何利用适当的文化应对策略来消除歧视、减少病耻感,从而有效地克服病耻感对于患者及其家属的负面影响。文化差异与病耻感的形成直接相关,文化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影响着精神卫生问题以及相应的服务政策,深入研究和认识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有助于减少对于精神病患者的歧视,帮助他们克服病耻感。中国道家文化推崇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可以发展出有效的心理疗法,对于精神疾病是一剂对症的良药。     

羞恶之心辨析——耻感、羞感和罪感

以羞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的区别来推定重视"面子"的中国道德观缺乏自律,其实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道德观赖以为基础的"羞恶之心"其实是耻感,而耻感是羞感和罪感的双重迭加。以儒学为旨,可知耻感即是羞恶之心,它出于恻隐之心,并可明确其萌发历程为:由不忍→将他者投射到自我心象→意识到对他者负有伦理责任。由于耻感非羞感,故以西方思想论羞感来理解羞恶之心,也就难以说明羞恶之心是道德本体,以及为仁与义的结合。最后,透过王船山的释义可以发现,耻感的扩充历程,即是孟子所言的"养气"。     

论"耻"

本文重点论述了"耻"这个德目的含义、羞耻心在德育中的地位、羞耻心的培养及官吏"耻"德养成的重要作用.     

论孔子耻感的道德品性

孔子道德哲学体系中的耻感具有他律与自律相统一的道德品性.当耻感与"礼"相联系时,它注重的是社会的道德评价,以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为条件,具体表现为道德他律;当耻感与"仁"相关照时,它注重的是主体的道德自觉,以自我行为与道德要求的关系为条件,具体表现为道德自律.在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过程中,解读孔子自律与他律相统一的耻感品性,对于人们按照社会主导价值观自觉地趋荣避耻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先秦儒家耻感思想的基本内容、主要特征及其现实意义

以孔子、孟子、苟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耻感思想,内容丰富、特征鲜明.深入挖掘和梳理这一耻感文化的精华,对于人们明辨是非善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良好文明风尚,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为什么我们还在用“痴呆”命名疾病？

基于对上海220名“痴呆”患者及其家庭照料者历时20个月的田野调查,本文剖析了使用“痴呆”命名疾病的缘由,包括历史文化原因、公众对疾病的有限认识、媒体宣传以及医学教育部门对人文医学的忽视。借此呼吁医学相关部门了解“痴呆”的污名化效应,特别是使用“痴呆”带给患者和家属的“二次伤害”。同时,文章建议各利益相关方,特别是医学权威人士,推动该疾病的更名程序和去污名化,为该疾病正名。     

《论语》中"耻"字小议——兼论原始儒家重耻观念的现代意义

本文认为中国耻感文化可以追根溯源到儒家文明,并从儒家的开创者———孔子的言论中总结耻的内涵:耻与道德相联系;耻不信;耻体现一种担当精神;其次对知耻的作用进行详细的阐发;再次,对现代社会的“无耻”倾向进行了反思并申明研究耻文化的社会现实意义;最后针对中国文化为耻文化还是乐文化问题,对两种观点作一粗浅的比较分析,最后得出结论:两种文化的目标都是追求理想人格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