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与华西边疆研究——以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为例

由传教士创立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以华西边疆①研究为宗旨的国际学术机构,是近代华西文化史上一个具有独特意义的里程碑。具有传教士身份的学者在学会的构建与研究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他们重点考察川西北、川康、川藏及滇北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内容涉及人文、自然、科学领域,成果丰硕,有较高学术价值,至今在海内外论著中占有很高引用率。在文化交流中,学会是华西文化西渐之先驱,吸引国际汉学界对华西加以更多关注。     

加拿大传教士与近代豫北医学话语权的进与退

加拿大传教士最早将西医引入豫北地区。其方式是通过开展一系列医疗活动：建立现代化医院,构建医疗卫生网,引进现代护理制度,开展社会化卫生知识宣传等。这些活动促进了近代医学与传统医学话语权在民众中的进退变革,表现为：近代豫北西医群兴起,民众医疗观念改变,“拜医”与“看病”话语变更,对护理职业态度转换,及中医向科学化发展。民众医学话语权的进退,是西医走进民众、实现传播的必然反映。     

中国礼仪之争——儒、耶两种文化的激烈碰撞与融合

17—18世纪,在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围绕中国礼仪问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在华耶稣会传教士内部分裂产生了两个派别。一派追随利玛窦的观点。利玛窦,意大利人,耶稣会传教士。明朝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利玛窦来华传教,为了能够在中国打开传教局面,利玛窦以传播科学知识为媒介,以天主教教义     

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医学的贡献

传教士在中国近代的医疗活动促进了西医的传播和发展,培养了医学人才;借鉴了国外管理体制,提供了医学教育模式;发扬了医生职业道德,解除了人民疾苦;建立了乡村医疗网,揭开了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序幕。     

马礼逊与中文圣经翻译

马礼逊（RobertMorrison）是基督教（新教）来华的第一位传教士,于i807年9月6日抵达广州,开启了基督教近代在华传播的历史。     

米怜协助马礼逊翻译圣经

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伦敦会派来中国的第二位传教士,主要任务是协助马礼逊工作。1813年,米怜夫妇到达澳门,开始了在华传教的工作。可惜米怜于1822年就去世了,仅仅在华工作了9年。米怜来到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学习汉语。1817年,他便开始参与马礼逊的圣经翻译工作,首先修订已经翻译完成的新约。     

着力在“导”上下功夫 不断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宗教工作北大核心CSSCISSCI

重庆是一座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历史上曾是重要交通枢纽,宗教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佛教、道教于东汉时期传入重庆,文化遗产遗迹众多,大足石刻佛教造像群是驰名中外的世界文化遗产,梁平双桂堂被尊为西南禅宗祖庭。元末明初,伊斯兰教随着穆斯林进入重庆而开始传入。鸦片战争以后,天主教、基督教传教士开始进入重庆传教。     

传教士与明代诗歌(一)

在文学史上,明清以小说闻名,人们常忽略这一时期的其他成就。事实上,明代是我国国家统一,幅员辽阔的王朝之一,这样的社会促进了文化的繁荣。清代文人沈德潜（1673—1769）比较中肯地评价了明代诗歌,他说：“宋诗近腐,元诗近纤,明诗其复古也。”这即是说,宋诗过于沉湎奢靡的生活,元诗则缺乏内涵过于小家子气,只有明诗有复古之风尚。     

“闽中诸公赠诗”与基督教(四)

根据方豪教授的考证,在这本《闽中诸公赠诗》中,有几位文人可能已经人教,其中潘师孔（生卒不详）、苏负英（生卒不详）、林一儁（生卒不详）均被称为＂教友＂,故列入其所作的传中,一定程度上这些诗歌也可以看作是＂天学诗＂。传教士艾儒略著《圣梦歌》时,潘师孔与苏负英曾负责校阅,     

乾隆御制诗与郎世宁绘画(三)

二、圣世康乾受帝恩郎世宁并非最早在清代宫廷服务的西洋画师,康熙时期的利类思（Ludovic Bugli,1606-1682）、马国贤（MatteoRipa,1692-1745）等皆是丹青妙手,尤其是后者的绘画深得康熙喜爱,他所画的《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精美绝伦,引发了康熙帝派学生向传教士学画的动议,而在宫廷服务的西洋面师能超过马国贤成就的正是郎世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