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与华西边疆研究——以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为例

由传教士创立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以华西边疆①研究为宗旨的国际学术机构,是近代华西文化史上一个具有独特意义的里程碑。具有传教士身份的学者在学会的构建与研究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他们重点考察川西北、川康、川藏及滇北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内容涉及人文、自然、科学领域,成果丰硕,有较高学术价值,至今在海内外论著中占有很高引用率。在文化交流中,学会是华西文化西渐之先驱,吸引国际汉学界对华西加以更多关注。     

加拿大传教士与近代豫北医学话语权的进与退

加拿大传教士最早将西医引入豫北地区。其方式是通过开展一系列医疗活动：建立现代化医院,构建医疗卫生网,引进现代护理制度,开展社会化卫生知识宣传等。这些活动促进了近代医学与传统医学话语权在民众中的进退变革,表现为：近代豫北西医群兴起,民众医疗观念改变,“拜医”与“看病”话语变更,对护理职业态度转换,及中医向科学化发展。民众医学话语权的进退,是西医走进民众、实现传播的必然反映。     

中国礼仪之争——儒、耶两种文化的激烈碰撞与融合

17—18世纪,在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围绕中国礼仪问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在华耶稣会传教士内部分裂产生了两个派别。一派追随利玛窦的观点。利玛窦,意大利人,耶稣会传教士。明朝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利玛窦来华传教,为了能够在中国打开传教局面,利玛窦以传播科学知识为媒介,以天主教教义     

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医学的贡献

传教士在中国近代的医疗活动促进了西医的传播和发展,培养了医学人才;借鉴了国外管理体制,提供了医学教育模式;发扬了医生职业道德,解除了人民疾苦;建立了乡村医疗网,揭开了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序幕。     

马礼逊与中文圣经翻译

马礼逊（RobertMorrison）是基督教（新教）来华的第一位传教士,于i807年9月6日抵达广州,开启了基督教近代在华传播的历史。     

米怜协助马礼逊翻译圣经

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伦敦会派来中国的第二位传教士,主要任务是协助马礼逊工作。1813年,米怜夫妇到达澳门,开始了在华传教的工作。可惜米怜于1822年就去世了,仅仅在华工作了9年。米怜来到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学习汉语。1817年,他便开始参与马礼逊的圣经翻译工作,首先修订已经翻译完成的新约。     

着力在“导”上下功夫 不断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宗教工作北大核心CSSCISSCI

重庆是一座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历史上曾是重要交通枢纽,宗教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佛教、道教于东汉时期传入重庆,文化遗产遗迹众多,大足石刻佛教造像群是驰名中外的世界文化遗产,梁平双桂堂被尊为西南禅宗祖庭。元末明初,伊斯兰教随着穆斯林进入重庆而开始传入。鸦片战争以后,天主教、基督教传教士开始进入重庆传教。     

太虚大师的佛耶对话与人间佛教的肇始

近代中国佛教面临内外困境亟待革新,20世纪早期传教士对待佛教的态度也开始转变。在此背景下,佛教与基督教在民国初期进行了有效的交流对话。其中,太虚大师既从佛教本位出发对基督教神学教义进行了批判,也在佛教革新过程中发挥大乘佛教善巧方便的智慧对基督教现代性组织、传教方式等进行了借鉴。近代的新教期刊《教务杂志》中对太虚大师的基督教神学观及其对基督教现代方式的借鉴也有所反映,同时对太虚大师的改革与现代佛教的兴起多有涉及。太虚大师吸收借鉴基督教现代化经验对中国佛教所进行的革新运动,推动了近代中国佛教的现代化进程,书写了人间佛教的序章。     

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妇女解放北大核心CSSCISSCI

丛曙光、邱兴旺在2006年第2期《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上发表文章《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妇女》。文章认为,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初期,以当时中国受压迫最深的妇女阶层作为突破口,进行了一系列旨在提高她们地位的活动,如创办女子学校、提倡女子天足、支持中国女子反对中国传统的婚姻形式和惯例、帮助一些农村妇女识字读经、医治某些妇女的病痛等等。     

传教士与明代诗歌(一)

在文学史上,明清以小说闻名,人们常忽略这一时期的其他成就。事实上,明代是我国国家统一,幅员辽阔的王朝之一,这样的社会促进了文化的繁荣。清代文人沈德潜（1673—1769）比较中肯地评价了明代诗歌,他说：“宋诗近腐,元诗近纤,明诗其复古也。”这即是说,宋诗过于沉湎奢靡的生活,元诗则缺乏内涵过于小家子气,只有明诗有复古之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