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礼化民 乡约善俗——乡村治理的路径探析

理学家秉承"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传统,为实现"化其心,成其俗"的化俗理想和乡村礼治而不懈追求。在乡村治理的路径中,认为家庭、宗族是化俗之本,是乡村治理之基石,制定家礼、族规是敦伦化俗的重要手段。他们重视乡约建设,借乡约对乡民进行道德规范、约束,使乡约成为化俗乡里的"善俗之方"。同时,为地方先贤建祠堂、立碑坊,使地方贤达偶像化,以见贤思齐,淳化风俗。宋明理学家通过修礼书,行乡约等这些化俗民间的道德实践,达到敦化导民,化民成俗的目的,实现"教化行而习俗美也"的良好愿望,是理学乡村治理的一种积极尝试。对当今社会风气的改善,公序良俗的形成和乡村基层社会建设仍有历史的镜鉴意义。     

乡村的阳光

不同地方的阳光,给人以不同的感受。戈壁的阳光,穿越历史的雄浑与伟岸,你站在戈壁,你就是一颗鹅卵石。自大与孤傲简直就是一种奢望。这时,古丝绸之路如丝绸一样柔软地缠住了你的心,那些驼铃声被西风一次次地吹远融入历史烟云;草原的阳光,辽阔得让人有些飘浮不定,马鞭挥舞的牧歌,溅落成一朵朵美丽的格桑花;沙漠的阳光,有一种沧桑之感,让人追怀楼兰古国以及     

规则的美丽

不依规矩，不成方圆。宇宙万物，或静或动，或大或小，都有其运行规律，“万事有度，无度则滥”，这个“度”，其实指的便是规则。     

中国华北地区城市与乡村基督教徒对死亡认识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城市和乡村基督教徒关于死亡和濒死态度的比较研究,探索城市和乡村基督教信徒对死亡和濒死态度的差异性及形成原因,为死亡教育和临终关怀服务的开展进行理论探索。本文认为城市教徒在对死亡和濒死的理解和态度方面比张庄地区教徒更现实、更世俗化,在思想与行为方面发生一定程度的异化。而乡村教徒对于基督教教义中关于死亡和濒死的论述认可程度较高,在思想和行为上更接近于基督教关于死亡和濒死的论述。     

英国工业化初期的“乡村工业社区”及其治理

"乡村工业社区"是机器大工业在英国乡村地区发展的载体,也是乡村工业化发展和农村城市化的初级形态。工业家是此类社区的创建者和主宰,以家长式的作风管理社区的社会生活,并通过掌控公共权力和举行各种庆典活动来强化自己的权威。这些处于工业家控制下的新兴工业社区成为连接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之间的桥梁。     

母亲的夏天

又到夏天了,我开始思念我的母亲。 母亲是位乡村小学老师。每年放了暑假,老师们终于可以放下书本,回家消夏避暑,静心消闲。而这时,母亲又要背起冰棍箱,往返于城乡之间,来回奔波了。     

把南方大寺院的做法栽到北方农村来——云乡法师的乡村弘法“实验”

“为什么不开辟一个禅修道场？那里没有都市的浮华与喧嚣,也许它的面积不大,禅修活动的时间不长,却能为这些白领提供一个放松自我的好去处。”“来到这里,禅修者远离了现代化,自自然然生活十多天,把世俗的事情放下就好。”     

嵌入乡村治理结构的“土地政治”——以近代中国乡村社会为表述对象

以土地为中心的政治运作在乡村治理结构中居于重要地位。本文选取近代中国这一历史断面,借助布尔迪厄的场域-资本理论对土地权力对乡村治理结构的嵌入性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在乡村治理场域当中,作为一种经济资本的土地决定了进入到乡村精英阶层的经济基础,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土地有效维系了各类组织的运作和公共救济的开展,而当土地通过其象征意义的铺陈与乡村权力再生产联系起来时,体现的则是其象征资本特性。研究呈现和确证了一种嵌入乡村治理结构的土地政治,即以土地为中心的政治活动成为嵌入到乡村治理结构中的一个基础性要件。     

乡村振兴视域下新型乡村德治建构的若干问题

乡村振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和中国农村继脱贫攻坚之后的战略选择。为了卓有成效地推进乡村振兴,必须而且应当建构内容涵盖乡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同时又能有效促进乡村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成果于一体的新型乡村德治。新型乡村德治的建构整体上应立足当代中国乡村发展的具体实情,瞄准全面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在继承中国传统乡村德治模式、近现代乡村建设经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新农村建设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文明为基本遵循,启迪全体村民的伦理觉悟和道德良知,实现乡村德治与善治、法治的有机结合。新型乡村德治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基层组织和全体村民,建构的路径是共建、共治、共享,建构的方式主要有合理吸收传统德治的成果并使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积极总结近现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土地革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新农村建设的有益经验,制定与乡村振兴目标相适应并能引领乡村振兴发展的新时代的乡规民约,充分发挥新乡贤的作用并激励其扎根乡村敦风化俗,合理利用和借鉴中国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优秀成果等。     

梁漱溟新乡村组织的伦理探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探寻中国社会新出路的过程中,梁漱溟等新知识分子倡导乡村建设运动。他从对中国传统社会"伦理本位"的认识出发,将"伦理情谊"融入团体组织,依新礼俗为规范,从义务本位确立"团体-个人"中的新关系,以相对论的伦理主义原则培育"团体-个人"中的新观念,以"人生向上"为目标建设中国乡村的团体生活。这种坚持以民族传统资源构建新社会的伦理精神,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但因过度倚重传统伦理道德的力量而忽视其在经济社会变迁中应有的现代转换,梁漱溟的新乡村组织陷入伦理本位主义的理论困境,在"私德"向"公德"的伦理转换和培育中出现了种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