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论基本自由的优先性

基本自由的优先性是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论题。在《正义论》中,罗尔斯为基本自由的优先性提供了三个论证,也即良心的平等自由论证、自尊论证和最高级利益论证。经过考察可以发现:良心的平等自由论证的问题在于,良心自由保护的利益无法确保赋予其词典式优先性,针对良心自由的推理也不适用于其他基本自由;自尊论证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证实自尊是最为重要的基本善,如何论证基本自由构成自尊的唯一社会基础,如何以自尊为根据去支持基本自由的词典式优先性;最高级利益论证的麻烦是,罗尔斯既未说明最高级利益的本质及划分利益等级的依据,也未具体解释最高级利益与各种基本善的关系。泰勒以康德式自律观念为基础,重构了最高级利益论证。重构后的最高级利益论证解决了原有论证的麻烦,在《正义论》的框架内为基本自由的优先性提供了有力的辩护。     

内在理由和理由唯我论——对威廉斯理由内在主义的批评

威廉斯的内在理由论是一种理由内在主义,他认为一切理由都是内在理由,而欲望是行动理由的唯一根据。威廉斯得到这一结论的前提是动机内在主义,即认为当行动者相信其有理由做某事的时候,他必然也有一个相应的行动动机;而具体的论证策略则是将规范的理由还原为解释的理由。威廉斯的论证策略或许可以解释人们的行动机制,但却会取消理由的规范性维度,甚至会取消规范性本身。因为理由内在主义是一种理由唯我论,无法保证理由之规范性的普遍性要求。     

复合后果主义与行善的限度

为了应对道德的严苛性批判并提供合理的行善要求,复合后果主义区分了道德问题所属的领域,并限制了道德规则的应用范围。但是,当我们运用复合后果主义解决道德问题时,将面临道德跨领域冲突的挑战,这种冲突揭示了复合后果主义因缺少对多元价值的讨论所导致的理论困境。基于个人视角的偏倚性理由能够为行动者提供具有规范性的行动理由,这种规范性为个人的慈善行为施加了限制,修正了复合后果主义的行善要求。     

从实验主义到整体设计:2018年党政机构改革的深层逻辑分析

机构改革作为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撑动力,建国70周年以来,党和国家都尤为注重党政机构体系设置。改革开放前,针对政府机构数量繁多,部门重叠等情况,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先后进行了四次政府机构改革。改革开放后,为顺应国家发展需求,聚焦于政府职能等问题,我国共进行了八次较大规模的机构改革。本文结合机构改革的现实情境,纵向考量我国机构改革的历史沿革,立足于政府改革与历史情境的相互关系,以机构改革的内在逻辑为着眼点,聚焦机构改革的发展趋势,系统梳理历次改革的内容,从机构改革动力、改革内容、推进方式、改革路径这四个方面,梳理历次党政机构改革的核心内容,分析阐述机构改革的内在机理,挖掘实验主义与整体设计治理下,历次机构改革的核心内容及内在机理,以探究我国2018年党政机构改革的深层逻辑。     

戴震的道德絮情理论及其普遍正义原则

在诸多戴震道德哲学诠释中,"达情遂欲"的情欲主义、"能知故善"的理性主义抑或"遂其群生"的功利主义皆有之。这些诠释可能都没有触及到戴震道德哲学的真谛。戴震论"心"既有"知"也有"情",论"情"既讲自然情欲也讲道德情感。在戴震看来,人类顺承天地生生之德,在孟子"不忍人之心"这一纯粹内在"反思性情感"的自主驱动之下,通过"自求其情""以情絜情"和"情得其平"三个步骤,最终指向了"天下共遂其生"的普遍正义状态。戴震道德哲学并没有将道德动机简单归结为情欲满足最大化,也没有将絜情工夫简单理解成功利的算计,而是力图在生活实践中发挥每个人的道德情感平衡要求以实现普遍公平正义。这一以情感主义为基础的道德哲学建构极具挑战性,能够自成一格,当是明清以来不可多得的儒学新诠。     

帮助情境中的预测偏差:成因与应对

理解帮助情境中社会性判断的特征对促成高效率和满意度的互动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帮助与被帮助者因占据不同角色, 对帮助可能性,质量,心理感受和偏好方式等存在不对称的知觉, 进而在预测对方心理与行为时发生偏差, 可能阻碍合作的产生和亲社会行为的传递.此类偏差具有必然性, 受个体认知策略局限性和社会性因素的影响, 并可根据其成因有的放矢地应对.未来可以探讨帮助发生的媒介,双方的社会关系以及帮助的类型与偏差的关系.     

物质主义者自我概念的特点和相关理论

物质主义的经典研究分别从人格、价值观、目标和需要的角度界定和理解物质主义的相关现象。自我概念一直是贯穿物质主义研究的线索, 但直到最近研究者才试图以它为理论基点统摄与整合已有研究。相关研究表明, 物质主义者对自我的评价较低, 表现为低自尊、权变性自尊; 对自我的认识具有不一致性, 表现为自我概念不清晰、外显-内隐自尊分离、以及自我差距(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差距)。最近出现的两个综合理论——物质主义的自我逃离理论与物质主义的认同目标追求理论提出, 物质主义是个体将物质拥有作为逃避自我的方式或满足自我认同动机的手段。这两个理论弥补了现有物质主义研究缺乏整合性理论的不足。未来研究可以通过借鉴有关自我概念的理论, 超越单纯的物质主义者自我匮乏的思路, 从而做出更大的理论贡献。     

物质主义都是有害的吗?——来自实证和概念的挑战

物质主义指的是一种强调拥有物质财富对于个人生活重要性的价值观念。过往研究多强调其消极效应,但此观点日益面临挑战。实证研究表明物质主义在某些条件下能提升幸福感,也可以作为不安全感的补偿策略。在概念层面,有研究者基于动机的视角指出工具性物质主义是无害的,并且物质主义作为一种身份目标追求,能够建构和维持自我身份。未来研究需进一步为动机取向的物质主义概念提供实证研究的支持、评估物质主义补偿不安全感和提升幸福感的效果、基于认知和动机的整合视角考察物质主义对幸福感的积极影响。     

城市街道伦理精神及其建构探论

城市自建立之初就是通过街道空间来彰显其品性。伟大的街道创造伟大的城市。传统中国城市街道空间以自然主义、等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伦理精神造就了许多伟大的城市。当代都市生活日益普遍化、精致化和审美化,街道空间却相反,其文化精神、场所精神与空间正义的缺失,使它失去了滋养与培育人们精神的功能。美丽城市与美丽中国的建设,应该从美丽街道建设着手,构筑立足传统、引领时代精神的文化街道空间,立足绿色、共享理念的"后人本主义"街道空间,立足协调发展理念的公平公正街道空间,是街道空间最内在也最根本的伦理建构和价值目标。     

“唯物主义历史观”何以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一种认知隐喻学的解释方案

马克思的历史观通常被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但是一般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历史观在"物"的含义、观点的表述、理论的结构上都存在根本区别。我们可以尝试从认知隐喻学的视角去解释这个问题,即认为历史观中的"物质"是对一般唯物主义中的"物质"的隐喻使用。这种隐喻并不是一种修辞手法,而是一种认知手段。隐喻地使用"唯物主义"一词去表征马克思的历史观,具有必要性、可行性和恰当性。从认知隐喻学的观点去理解经典文本,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其真实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