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oji图像符号的社交功能及应用

Emoji是一种从最初模仿挪用日式动漫符号, 到后来日益扩展其使用范围的图像符号体系。自从1999年Shegetaka Kurita创造Emoji以来, Emoji不断获得充实和发展, 目前已成为数字交流中代替肢体动作、面部表情等非语言线索的主要形式, 并成为全球普遍使用的交流工具。Emoji本身具有有趣、形象、生动和幽默等特点, 在网络交流中具有表达情感、加强表达、改变语气、维持或增进人际关系等功能。同时, 其使用会受到性别、文化、语境和平台等因素的影响。目前, 随着Emoji的不断发展和广泛使用, 其应用范围已经扩展至网络交流之外的心理测量、商业营销、法律判决以及情感分析等领域, 具有广泛的应用和研究价值。未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深入研究：(1)进一步探索Emoji在网络交流中的应用和未来发展趋势; (2)加大对Emoji在其他领域中应用情况的进一步研究; (3)更加深入探索Emoji的神经生理机制; (4)从认知加工角度来探讨Emoji在网络交流中的积极效果。     

高感觉寻求者对危险意义声音的自动加工优势：N1、P2和MMN的证据

Zuckerman关于感觉寻求特质的唤醒理论认为,高感觉寻求者为提高其大脑唤醒,会不惜以冒险方式来寻求高强度、变化、新异和复杂的刺激经验。既往研究已经证实了高感觉寻求者对高强度的、变化的和新奇的刺激材料的认知加工偏向,但尚缺乏来自复杂的和具有危险意义刺激材料的研究证据。我们运用反转Oddball实验范式,以听觉N1、P2和MMN（Mismatch negativity）为ERPs指标,系统比较了高、低感觉寻求者对危险意义声音的自动唤醒、注意偏向和特征探测这三个方面的认知加工差异。结果发现,高感觉寻求者的N1、P2和MMN波幅均显著大于低感觉寻求者。结果表明,高感觉寻求者对危险意义声音产生了更高的唤醒水平、注意偏向和特征探测自动加工优势,这些优势可能是其偏于冒险行为的认知神经机制。     

拒绝敏感性与留守中学生病理性网络使用：生命意义感和自我污名的中介作用

为探究留守中学生拒绝敏感性、生命意义感、自我污名与病理性网络使用之间的关系,采用青少年拒绝敏感性自陈问卷、生命意义感量表中文修订版、留守儿童自我污名自陈问卷,以及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量表,对803名留守中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拒绝敏感性既可直接正向预测,也可经拥有意义感、自我污名以及二者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正向预测留守中学生的病理性网络使用行为。研究结果可为解释留守中学生病理性网络使用问题的成因及教育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后疫情时代：复工阶段不同阶层的社会情绪及压力因素

本研究考察新冠肺炎疫情复工阶段,不同阶层社会情绪和压力因素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基于三次问卷调查（NT1 = 1073; NT1 = 983; NT3 =1078）发现：（1）民众社会情绪均表现为积极情绪高于消极情绪,而且随时间推进社会情绪持续向好;（2）低阶层者的社会情绪始终比高阶层者更消极;（3）民众感知的安全压力随时间下降,而经济压力随时间没有显著变化;（4）低阶层者感知到更大的经济压力,高阶层者感知到更大的安全压力;（5）安全压力在社会阶层与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之间起显著的中介作用,经济压力在社会阶层与消极情绪之间起显著的中介作用。研究揭示了不同社会阶层在复工阶段存在社会情绪和压力来源的差异,为有针对性进行积极社会心态治理提供启示。     

声誉关注与社会距离对伤害困境中道德决策的影响：来自行为与ERPs的证据

在社会交往中, 声誉关注是人类合作行为和道德判断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以往研究只是单独考察声誉关注或社会距离会如何影响道德决策行为, 但两者如何交互影响道德决策尚不清楚, 尤其是禁止性道德范畴领域(如, 伤害他人行为)下道德决策的认知神经机制。本研究要求被试在匿名或公开情境下决策是否愿意对不同社会距离他人(朋友、熟人、陌生人)实施疼痛电击以增加自己的金钱收益, 同时记录其决策时的行为和神经反应。结果发现, 匿名情境下被试对朋友的电击伤害要显著低于对熟人和陌生人的, 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利己的利他主义”决策倾向; 与朋友和陌生人相比, 被试在涉及熟人的两难决策中花费了更长的时间, 体验到了更强烈的厌恶情绪, 并诱发了更大波幅的与情绪反应有关的P260成分, 以及与认知推理有关的晚期正成分(LPP: 300~450 ms), 表现出一种典型的“熟人效应”。然而, 行为与ERP指标上的这些差异在公开情境下均显著减弱了。这表明个体在禁止性道德范畴领域下的道德决策遵循着一种“利己的利他主义”的道德原则, 熟人关系的不确定性会在道德决策中诱发强烈的负性情绪和认知负荷, 而声誉关注削弱了利己倾向和人际关系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厌恶情绪和认知冲突。     

生理周期对情景记忆的影响

来自进化心理学的理论及研究结果提示, 女性性激素可能是情景记忆的重要影响因素, 但是, 具体机制尚不清晰。本研究以女性生理周期性激素水平的自然变化构成的两个时期(卵泡后期、黄体中期)为自变量, 利用“What-Where-When Task”情景记忆任务(实验1), 结合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技术(实验2), 探讨生理周期不同阶段完成情景记忆任务的成绩及其可能的内在机制。实验1招募生理周期稳定的33名女性为被试, 在卵泡后期和黄体中期各参加一次实验, 随机顺序依次完成O任务(仅记忆物品, object)、P任务(仅记忆物品位置, position)、OO任务(记忆物品及其呈现顺序, object + order)、OP任务(记忆物品及其呈现位置, object + position)以及PO任务(记忆物品呈现位置及顺序, position + order)。结果发现, 在完成PO任务时, 黄体中期的回忆正确率显著高于卵泡后期。实验2借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 进一步探究生理周期影响情景记忆PO任务的原因, 结果发现, 黄体中期额叶脑区的P300以及LPC波的振幅显著大于卵泡后期, 且完成PO任务时的感受性与右侧额叶P300振幅显著正相关。基于上述ERP的结果, 可以认为, 黄体中期在PO任务上的好成绩可能得益于显著增强的认知控制能力, 这一解释符合前人研究结论。总之, 本研究发现：生理周期对情景记忆中客体的空间位置与时间顺序整合的记忆产生显著影响, 黄体中期的记忆效果显著好于卵泡后期, 可能是因为该时期显著增强的认知控制能力。本研究有望为理解影响情景记忆的因素提供新的视角。     

累积创伤对儿童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经验回避与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

为探讨儿童的累积创伤与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CPTSD)的关系机制,研究以方便取样法选取河南省7所小学的3478名4~5年级、有创伤经历的儿童为被试,采用创伤经历核查表、抑郁的行为激活问卷、认知情绪调节问卷和国际创伤问卷进行测试。结果发现:(1)累积创伤、经验回避、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和CPTSD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且累积创伤能够显著正向预测CPTSD;(2)经验回避和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在累积创伤和CPTSD之间起显著的中介作用。具体为:一是经验回避的中介作用;二是灾难化的中介作用;三是经验回避-自责、经验回避-沉思、经验回避-灾难化的链式中介作用。因此,减少创伤事件的发生,激活儿童行为,调整消极认知情绪是改善和预防儿童CPTSD的重要途径。     

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心理需求网络满足和环境敏感性的作用

本研究探讨了父母心理控制与智能手机成瘾的关系,以湖北省某中学的1320名高中生为被试,采用问卷法考察了心理需求网络满足在父母心理控制和智能手机成瘾关系间的中介效应,以及环境敏感性对这一中介过程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1）在控制了手机使用频率后,父母心理控制对智能手机成瘾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2）心理需求网络满足在父母心理控制和智能手机成瘾之间起中介作用;（3）中介链条的后半段,即心理需求网络满足和智能手机成瘾的关系受到环境敏感性的调节。具体来说,对于高环境敏感性的人,心理需求网络满足对智能手机成瘾的正向预测作用明显增强。     

青少年对情绪性图片加工的脑电反应特征

本研究采用事件相关电位(ERP)方法探讨青少年情绪性加工的脑电反应发展性特征。测量并比较了48名分别处于三个年龄阶段(12~13岁, 16~17岁, 19~21岁)的个体在观看三类情绪图片(积极、中性、消极)时的事件相关电位。结果显示, 三个年龄阶段的个体对情绪性图片刺激进行加工, 通过主观报告能够明确区分情绪意义, 其评价顺序与成人一致, 同时, ERP的300~900ms时段从顶枕区到整个脑区呈现和成人研究一致的波形特征, 即情绪性刺激引起ERP的晚期成分相对于非情绪性刺激引起更正的波幅; 三个年龄阶段的个体在脑电活动的时程上表现出从后侧脑区向前侧扩散的趋势, 低龄组个体枕区的ERP活动程度高于高龄组个体, 而高年龄组个体在额区、颞区、中央区位置的ERP活动比低龄组个体更强。结合主观报告, 上述ERP结果展示了青少年情绪性加工脑电反应的发展性特征。     

自动思维及归因方式对抑郁症作用的多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抑郁症患者治疗前后自动思维、应付方式变化对抑郁严重程度变化的影响及其相互作用。方法：对97例抑郁症患者分别在其入、出院时进行测评,测评工具包括自评抑郁量表、自动思维问卷和归因方式问卷。此外对100例正常对照亦进行上述测评,其中29例在15—20天后重测。结果：自动思维问卷得分、归因方式问卷得分的logistic回归分析、路径分析表明,自动思维、对正性事件的整体性维度的归因方式对抑郁程度的影响有显著作用,自动思维的变化对SDS的变化的直接影响最大(路径系数为0．572),归因方式中正性事件整体性归因的变化为其次(路径系数为一0．193),而自动思维的变化与归因方式中正性事件整体性归因的变化的相互影响较小(路径系数为-0．188)。结论：自动思维、对正性事件的整体性维度的归因方式对抑郁严重程度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