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再启蒙——马克思对“思想的统治”的反抗及其意义

反抗“思想的统治”符合启蒙的基本精神，体现了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区分。这种区分实质上又体现为二者在如何推进启蒙问题上的分歧。青年黑格尔派局限于德国视域且向往法国版的启蒙，有相当的激进性和革命性，但未突破黑格尔哲学的基地，止步于宗教批判、观念斗争以及资产阶级启蒙，堵塞了继续启蒙的通道。马克思则实现了新哲学和社会历史观的变革，融合了英法德启蒙传统，超越了之前启蒙的逻辑，实现了从激进启蒙到反思启蒙再到稳健启蒙以及从资产阶级启蒙到无产阶级启蒙的转向。这是对启蒙的再启蒙，真正继承和发扬了启蒙精神，使启蒙人道理想有了现实可能。马克思的方案至今仍有积极启示价值。     

圣经函授新景观

金陵协和神学院圣经函授班开办7年了。笔者走访了一、二两期已结业的同学,他(她)们都在教会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受到教会的重视。有的已领受了圣职,有的已担任了基层教会组织的负责工作,有的则仍在义工岗位上事奉神,默默无闻地尽着自己的本分。据日前统计资料表明:金陵函授班每年只招收学员1000名(多为45岁以下)。但1995年报考人数为5000多名,1996年不再接受新学员。     

传统中国的情治与情感合法性

高扬理性与结构,贬抑情感,是现代政治理论的共同特征,西方学术界已经意识到此中偏颇而有"情感回归"之倾向。中国政治社会理论与经验中存在着一种情感互动,补充着西方的情感政治论述。相较于现代情感研究主要关注消极性情感与情感控制,传统中国的情治更多建基于积极性情感,建构出一套政治制度与社会规仪,具有普遍性的功能,形成了不同于现代理性化、结构化的政治合法性类型。作为理想类型概念,情感合法性回应了传统中国政治中大量的情感政治事实,将统治活动抽象为情感活动,即情感的体认、交流沟通与反馈。情感维度能够让我们体认出传统中国政治的特征,并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政治中某些特定行为背后的象征意涵。尽管现代社会结构与自我观念使情感转向工具性与碎片化,消极性情感大行其道,但是,积极性情感及其政治社会建构仍然是人类群体生活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