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道教协会第四次代表会议召开

6月24日至26日,湖南省道教协会第五次代表会议在长沙隆重召开,来自全省各地区的138名代表和特邀嘉宾参加了会议.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黄信阳和湖南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李微微,省宗教事务局局长陈树林、副局长赵友华等有关部门领导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国家宗教事务局向大会发来了贺电.     

宋型文化背景下的宋代孟子升格运动

唐宋之际中国经历了一场大变革,宋型文化形成。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孟子经历从政治地位到学术思想、治学方法的全方位变革,称为"孟子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学的升格,又推动了宋型文化的衍生、发展及其民族意识、道德精神的形成。     

领导对建言反应的动机感知作用机制:基于归因理论的阐释

基于归因理论,从领导对建言行为动机的认知视角,解释领导对建言差异反应的原因。当领导认为员工建言基于组织关心动机、亲社会动机时,会给予表扬/认可、奖赏、执行等积极反应;当领导认为员工建言是基于挑战动机、疏离动机、印象管理动机或自我保护动机时,会给予批评/惩罚、忽视、报复等消极反应。此外,权力距离能够调节领导对建言动机的感知,即低权力距离领导,对建言行为更为接纳、支持,会增强专业性、建言氛围与积极动机感知的关系,减弱挑战性建言与消极动机感知的关系;而高权力距离领导,倾向于绝对优势的权力和对下属的控制,会减弱专业性、可信性及建言氛围与积极动机感知的关系,增强挑战性建言与消极动机感知的关系。最后,建议未来的研究关注以下几个方面:(1)将建言作为一个过程来探讨,研究领导对建言的反应如何影响员工后续的态度和行为;(2)研究建言氛围形成的原因及其作用;(3)关注情绪在建言行为中的功能机制等。     

情绪创造力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情绪社会建构理论的视角

基于情绪社会建构理论,运用问卷调查法,通过分析708组配对数据,探讨情绪创造力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情绪创造力对员工创新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创造性角色认同在其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员工情绪创造力与领导激励创造性的交互作用通过员工创造性角色认同为中介,影响员工的创新行为,从而表现出有中介的调节作用。     

基于道德认同理论的绿色消费心理机制

环境问题的加剧使得人们广泛关注如何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消费者在环保事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虽然,国内外已有一些关于绿色消费的研究,但是,对绿色消费心理机制的探究还不够系统和深入。借助社会认知视角下的道德认同理论探讨影响消费者绿色消费的心理机制,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探索道德认同与绿色消费的中间机制,以及这一中间机制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2)考察调节道德认同与绿色消费关系的变量;(3)检验道德认同表征与道德认同内化对绿色消费影响有何差异。基于社会认知视角下道德认同理论探讨绿色消费心理机制不仅可以丰富和发展道德认同和绿色消费相关理论体系,而且为政府和企业如何引导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真实创新预览、企业可雇佣性责任感与可雇佣型建言的关系

以59家科技型创业企业368名知识员工为被试,从新型员工—组织关系模式下个体认知的视角,探讨了企业真实创新预览与知识员工可雇佣型建言的关系,以及知识员工之企业可雇佣性责任感的中介作用。PLSSEM分析结果表明:(1)企业真实创新预览对知识员工的企业可雇佣性责任感各维度、可雇佣型建言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知识员工的企业可雇佣性责任感各维度中,基于角色内胜任力提高、基于角色外能力提升2个维度对知识员工可雇佣型建言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在企业真实创新预览与知识员工可雇佣型建言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而基于个人生涯发展维度对知识员工可雇佣型建言的影响不显著,其在企业真实创新预览与知识员工可雇佣型建言之间也不起中介作用。     

绩效考核满意度对工作退缩行为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绩效考核满意度对员工工作行为的影响和作用机制一直是组织行为领域研究的重点。本研究采用《绩效考核满意度量表》、《在职行为量表》等研究工具,抽取419名在职员工,考察绩效考核满意度与工作退缩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组织公平感、道德型领导在其二者关系上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绩效考核满意度与工作退缩行为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2)道德型领导调节绩效考核满意度和组织公平感之间的关系。(3)道德型领导调节绩效考核满意度和工作退缩行为之间的关系。(4)道德型领导和绩效考核满意度的交互作用通过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影响工作退缩行为。     

为医学"会诊”-当代医学的主要缺憾

现代医学发展迅速,方兴未艾,由于技术主义抬头,认识局限与医学发展水平的制约。出现某些缺憾性倾向。主要有：破足的医学、分裂的医学。被动的医学、治标的医学、人性淡漠的医学、不公正的医学等。在对上述进行分析与评论的基础上,对医疗服务变革真挚进行了预测与展望。     

论汉代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的变革

在汉代,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均发生了重大变革,这一变革奠定了“中华法系”的基础,儒家道德思想从此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流。汉代的法律变革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道德的法律化,二是法律的自然化。前者是针对法家“不道仁义”即排斥儒家道德的立法思想和汉代的“非礼之法”──《汉律》而进行的一场变革,通过“引经决狱”和据经义编撰判例法典（如《春秋决事比》）以及通过“据经解律”而编撰法律解释著作（如郑玄章句）等方式把儒家道德精神引入司法和立法领域,从而改变了汉代法律文化的风貌。后者是针对法家否定法律生活的自然根据的思想和制度而进行的一场变革,汉儒借鉴了“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模式,为汉代的法律生活赋予了神秘的自然根据,并由此开启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之自然化的传统。     

两岁儿童对母亲的依恋类型

本研究采用实验室观察法,考察122名21-27个月龄的儿童对母亲的依恋类型,实验室程序包括儿童的自由活动、与陌生人的交往、在多种压力情境下的行为表现,与母亲的分离-重聚等.结果发现(1)本研究中使用的实验室观察程序能够有效地测查两岁儿童对母亲的依恋行为.(2)中国两岁儿童对母亲的依恋有四种类型淡漠型依恋、安全型依恋、缠人型依恋、混乱型依恋,分布比例分别为11%,73%,7%,9%.其中安全型和混乱型依恋的表现与国外研究者描述的美国、日本等国家儿童的行为大体相同,但淡漠型和缠人型依恋为我国儿童所特有,其表现特点与国外研究者描述的焦虑-回避型不安全依恋及焦虑-矛盾型不安全依恋有明显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