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及其交融与整合

山东号称齐鲁,齐鲁之称是源于先秦时期在海贷之间曾经孕育出两支优秀地域文化,即齐文化和鲁文化。齐文化以其务实性、尚变性、开放性、兼容性等鲜明特征著称于世;鲁文化则以其勤俭质朴、注重传统、格守礼乐、重德尚恩的风格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本文对齐文化和鲁文化的形成及主要特征,齐文化和鲁文化通过交汇融合并最终走向整合进行简要的论述。     

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的自我研究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使自我研究重新受到重视。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的自我研究将出现新的特征：从传统的个人主义取向的概念界定转向从社会和个人双重取向的概念界定;从单纯重视自我的稳定性研究转向将自我的稳定性与可变性结合;从重视自我发展的一般规律研究到重视文化对自我发展的影响。     

简论张积中“圣功”心性思想的意涵

太谷学派的学术思想及心性涵养工夫统称为"圣功"。作为学派北宗的领袖,张积中的"天道观"、"性体论"、"情欲说",乃至其修养方法等,都是立足于儒学立场,在周太谷相关思想的基础上与佛、道二教相融通的产物。张氏提出的"性无善恶"、"分道曰情"、"以性制情"、"以情通性"等观点,不但推动了太谷学派的心性思想由"天命本体"向"心性本体"的转变,而且为"圣功"增添了新的元素:相对于南宗突出"心息相依",北宗的修养工夫更加强调以"上达之情"来涵养性体,并把合理化地抒发欲望视作其"圣功"修养的基础。张积中是学派北宗"本体论"、"工夫论"建构的关键人物。北宗覆灭后,太谷学派"南、北合宗",张氏的思想仍深刻地影响着太谷学派的学理发展方向。     

中古思想史研究的力作——读王洪军著《中古时期儒释道整合研究》

<正>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形成了一个热潮,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史学研究中来,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研究思想史,无疑是对传统思想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和创新。又,从年鉴学派引入中国以来,不少学者都强调越过王朝更替,打破政权壁垒,将同一社会架构下的一大段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在历时性贯通的同时,关注这个时代的经济、     

空间转向的生存论阐释

城市理论的兴起是20世纪70年代全面展开的空间转向的结果。卡斯特曾抱怨列斐伏尔的空间转向理论过于晦涩,从而与城市实践相隔离,而从卡斯特开始,空间的探讨自觉地转向实践,形成了都市理论界拒斥纯粹理论研究的取向。不管怎么说,列斐伏尔的空间哲学仍然是一种理论资源,并通过大卫.哈维等,进而对当代空间及城市实践发生重要影响。但本文关注的依然是理论方面而且是存在论层面的问题,这也是目前城市与空间领域研究相对不足之处。笔者认为,所谓空间转向正是从形式上终结于海     

南传佛教与傣族民间信仰的依存——孟定傣族“摆维桑”仪式研究

"摆维桑"是耿马孟定地区傣族社会以村寨为单位举办的南传上座部佛教仪式.该仪式不仅是孟定地区傣族人获得佛教功德最主要的方式之一,同时也是傣族怀念祖先和祭拜寨神的仪式依托."摆维桑”是南传佛教与傣族民间信仰依存的仪式性体现.本文通过再现"摆维桑”的仪式场景,分析仪式过程中南传上座部佛教与傣族民间信仰的融合揭示了二者在傣族地区的共存模式及其对傣族社会文化的意义.     

关于假设检验的争议:问题的澄清与解决

对传统的假设检验作为心理学实验的数据分析工具的评价涉及两个标准:首先是它是否合法,其次是它是否有用。置于频率学派统计学框架中的传统假设检验在逻辑上实际上是合法的;但它在效用性方面则有着备择假设不可证伪以及只能提供定性结论这两方面的缺陷。置信区间能够集中地改进和弥补这些缺陷。对传统假设检验使用中错误的澄清也使得研究者们开始重视PSI问题,这使得心理学实验的设计和数据分析从关注总体转向关注个体。     

申典学派及其神学思想

在被掳时期(公元前586—538年),以色列两个派别的历史学家完成了他们很重要的历史学著作,都试图要给以色列和犹大的历史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并且要为重建以色列的社团生活提供一个行动的纲领性文件。,这两者的著作就是申典学派历史著作(the Deuteronomistic historical works)与祭司派历史著作(the Priestly historical works).申典学派著作包括《申命记》、《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纪上下》。本文引述各家思想,并提出一些笔者个人的观点,旨在抛砖引玉,引起同工同道对申典学派的研究兴趣。     

欧洲哲学视野中的"知识"和"道德"——读列维纳斯《存在之外》一些感想

追问“什么”是欧洲形而上学的核心,它真正追问的乃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在理性观照下,事物在不同层次上的显现与本质。事物的这种显现与本质,既是它们的存在,也是关于它们的知识。但是,对于列维纳斯来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之前,尚有人与他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外于“知识”,外于“存在”。因为它是自由者间的关系,他者不可由“我”来显现、观照,是完全异于“我”的。因此,人与人之间首先是伦理-道德的关系,而不是知识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伦理-道德外于、高于知识。然而,对于人这种有限存在者来说,他的一切知识,实质上都是对“不断（的经验事物）”的一种断,都是在不全处作出全的论断。因此,知识实乃包含着自由与责任于自身。换言之,伦理-道德也在知识中,知识实际上也是事物的一种自由的存在。因此,存在论-知识论与伦理学之关系,是否如列维纳斯所认为的那样,仍值得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