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言祖语

──宋道原纂《景德传灯录》卷第三十“菩提达磨略辩大乘入道四行” 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种：一是理入，二是行入。理入者，谓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为客尘妄想所覆，不能显了，若也舍妄归真，凝住壁观，自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更不随于文教，此即与理冥符，无有分别，寂然无为，名之理入。行入者，谓四行，其余诸行悉入此中。何等四耶？一报怨行，二随缘行，三无所求行，四称法之行。云何报怨行？谓修道行人若受苦时，当自念言：我从往昔无数劫中，弃本从末，流浪诸有，多起怨憎，违害无限，今虽无犯，是我宿殃恶业果熟…     

“赵州无”公案与白隐慧鹤《无》

公案是宗门教学锻炼的独特手段,世传有一千七百则之多,常被拈提的则见于《碧岩录》《无门关》《雪窦颂古百则》,但无论常不常见,要举公案,当属“赵州无”为第一。     

隋唐经录与《出三藏记集》的差异——以支谦译经为例

佛经目录是研究佛教文献的重要依据，但是不同目录之间的记载并不相同。现存最早的完整经录是梁僧祐的《出三藏记集》，但隋唐经录的记载与之相比，却出现了经名、卷数乃至译者姓名等关键信息的不同。以三国时期著名译者支谦的作品为例，来说明这种差异的形成原因。研究发现，隋唐经录采用了部分目前已经失传的材料，且根据编辑团队自身设定的体例，更动了文献的著录信息。这就意味着，我们藉助经录研究佛教文献时，不仅要参照时代更早的经录，也要了解经录本身特定的体例，这样才能得到更为准确的信息。     

一指禅

一指禅,是天龙禅师启悟俱胝和尚始用的一种法门。《景德传灯录》卷11《天龙和尚法嗣》条下云: 当婺州金华山(今浙江省金华县境)俱胝和尚初住庵时,有一位名叫实际的居姑来到庵中。这位尼姑戴着笠子,执着锡杖,绕师三匝,云:“道得即拈下笠子。”三问,师皆无对。尼便去。师日:“日势稍晚,且留一宿。”尼曰:“道得即宿。”师又无对。尼去后,师叹日:“我虽处丈夫之形,而无丈夫之气。”拟弃庵往诸方参寻。其夜山神告曰:“不须离此山,将有大菩萨来,为和尚说法。”     

证经补史：西藏札达县皮央杜康大殿新现元代诏书录文和八思巴字印文初探

西藏阿里札达县皮央村杜康大殿写本中保存有一页元代的重要文书。从文字的格式、用词、语气和语法特点可知，该文书为元代诏书录文，由元代当地人笔录在古代佛经目录末的空白处，其上同时鈴有一方八思巴字墨印。诏文下令僧众严格遵守法律，虔心修习佛法。此诏书录文系元代中央政府治理阿里地区的直接证据，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学术价值。     

五台山龙虎碑考

在五台山显通寺座西向东的山门内,左右两边屹立着两通青兰色的龙虎碑。石碑,上无碑额,下有方形碑跌,碑身上分别镌泐着“龙”、“虎”二字“龙”“虎”二草,起笔有结,落笔有起,筋节分明,气脉绵亘,藏有龙腾虎跃之势。宇模豫章笔体,苍劲郁拔,淋漓酣畅,法意相彰,是一对海内罕见的珍贵草书。因此至五台山旅游观光者,无不到此观赏一顿,评赞一番。那么,此碑是何人、何时写的?     

唐释彦悰与隋释彦琮考辨

<宋高僧传>卷四之唐京兆大慈恩寺彦悰,据<开元释教录>等文献考证,即<后画录>作者彦悰,生卒年在610-690年间,唐人.而<续高僧传>卷二所载僧彦琮的生卒年是557-610年,是隋人.二人各有著作传世.由于名字相近,读音相同,生活时代亦接近,故后来多有将二人彼此混淆,以致张冠李戴者,包括正史著作中此类错误亦无幸免.文中对此一一予以辨析,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佛教早期目录学的发展——《综理众经目录》和《出三藏记集》对目录学术语的不同诠释

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和僧祐的《出三藏记集》是两部早期的佛教目录,是汉文大藏经史写本阶段的酝酿时期。本文试图对它们进行梳理,比较它们对"疑经"、"伪经"、"抄经"、"异出经"、"失译"等目录学术语的不同诠释,从而探寻佛教早期目录学的发展轨迹。     

全真祖庭重阳万寿宫

重阳万寿宫位于陕西省户县西祖庵镇北的蒋村,是道教全真派王重阳的故居,也是全真三大祖庭之一。据《甘水仙源录》、《七真年谱》和《金莲正宗》所记,王重阳,原名中孚,字允卿,陕西咸阳人,生于北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弱冠修进士业,后应武举,两皆无成,又逢宋亡和家遭劫难,慨然入道。金正隆四年(1159年)王重阳于甘河镇遇仙人,授以修道真诀,遂改名为喆,字知明,号重阳子。所遇者据传为吕纯阳。正隆五年(1160年)又遇仙人于醴泉,授其秘语五篇。     

藏传佛教密续学述略——以布顿·仁钦珠《续部总论》为例

从整体上看,佛教文献中有小乘经论和大乘经论之别,大乘经论中又有因乘显宗文献和果乘密宗文献之分。密宗文献,又称密续或续部文献,在佛教文献尤其在藏传佛教文献中受到格外重视和专门研究,并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献学和宗教学价值。本文以藏传佛教高僧布顿·仁钦珠及其《续部总论》为实例,对藏传佛教密续学的建构、内涵及特质作了考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