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教圣地黄龙风景名胜区的藏文化考察

在藏文化的视野中,黄龙是一方秀丽的山川,是一块宗教的圣地,是一座文化的宝库.黄龙藏语全称叫林青夏晓东日,简称东日,意思是东方的白螺圣山即简称白螺圣山.黄龙是本教母续二十五所道场中的一所,它的主人是一对被神格化了的夫妇,他们都是藏人保家护教之神.黄龙成为藏人心中圣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四千年前的本祖辛饶米奥时代.多少年来,无论是历代本教大师还是普通信徒无不对黄龙的魅力增添无限的遇想,演绎许多美丽的传说.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黄龙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重建华夏开启大壮——《明夷待访录》的写作意图再论

近有研究者对《明夷待访录》的写作意图提出异议.本文根据《明夷待访录》《留书》以及黄宗羲的其他相关著作证明,清朝皇帝不可能成为其待访对象,待访对象是驱逐清朝、重建华夏、开启大壮的圣王.黄宗羲期待的"圣王革命"在清末终于到来,此时的"圣王"已变成一个大力阐发《明夷待访录》的思想来推动政治变革的群体.后来中华民国的建立结束了...     

历史文化名人信仰系列之二十九:王徵

正王徵(1571-1644),字良甫,号葵心,陕西西安府泾阳鲁桥镇人。机械工程学家,其译绘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是中国第一本介绍西方力学和机械工程学的书;曾担任直录广平府推官、山东按察司佥事等职;他也是明末清初陕西天主教第一人,留下诸多基督宗教文献,与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一起被称为晚明"四贤"。     

显通寺创建考辩——试析《古清凉传》中的有关记载

唐朝沙门慧祥《古清凉传》卷上《古今胜迹三》中记述:“从此(指中台)东南行,寻岭渐下三十余里,至大孚图寺。寺,本元魏文帝所立。帝曾游止(此),具奉圣仪,爰发圣心,创兹寺宇。孚者,信也。言帝既遇非常之境,将弘大信。且今见有东西二堂,像设存焉。其余廊庑基域,仿佛犹存。《括地志》以孚为铺,《高僧传》以孚为布,斯背传录之谬也。” 大孚图寺的位置,《古清凉传》     

论罗从彦的内圣外王之道

罗从彦是道南学派的杠鼎人物,他上承程杨,下启李侗、朱熹。他发挥程颐、杨时的“仁体义用”说,主张体用不离,仁义兼隆,爱畏并施。内圣工夫的目标,是求道明道,即由内圣的心性修养到外在的忠义道德品行,其过程是合一的。他以静中体验未发,即以身体之,以心验之,收敛心性,探索本源,以洞见道体。他撰《道尧录》,即遵尧舜禹汤王道之治,反对霸道,辨王霸的标准是“以德行仁”,抑或还“以力假仁”。但自孔孟以后,王道就中断了。怎样行王道之治,关键是为君品德,首务是正君心。人君自正心,就应淡而无欲,无欲而心正。君心正就可正朝廷;朝廷要尽教化之责,营造知廉耻的社会氛围;朝廷正就可正百官,官应以正直忠厚为本,立身以名节忠义为本;百官要以爱民、爱国、爱君的情怀,而正天下,国家就会兴旺发达。     

惠洪禅林笔记《林间录》及其文献价值

正一、《林间录》的成书及其佛教史料价值在"文字禅"史上,惠洪(1071-128)是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其于文字禅可谓理论与实践[1]并重。大观元年(1107)由其师弟本明编定成书、友人谢逸作序的《林间录》,既是他诸多著作中较早行世的一部,又是已知最早的一种禅林笔记,所录者"莫非尊宿之高行、丛林之遗训、诸佛菩萨之微旨、贤士大夫     

万松行秀《请益录》研究

万松行秀《请益录》是其继《从容录》后模仿圆悟克勤《击节录》而成的另一部文字禅著述，成于南宋绍定三年（1230）九月。广征博引，述多作少；不限宗门，兼收并蓄；解释细微，开示绵密，是其显著的几个特色。该书对宗门后世的影响颇大，几与圆悟克勤《碧；占录》相提并论。     

大藏经——佛门法宝 佛学的资料宝库

“止观并重”、“定慧双修”,被天台宗智者大师喻为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而在现实中,往往是一部分人侧重于理论文字,另一部分人专注于信仰修持,真正能理论联系实际、相互发明者,实属凤毛麟角。我们认为,修持不可或缺,但一定要有理论的指导,所谓“以法为师”、“以戒为师”,是坦诚的真理。三藏如海,虽尽形寿只能做一瓢饮,但总比望洋兴叹或缘木求鱼向真理靠得近一些。能知此,亦得智。     

论幽溪传灯以《止观》悬合于《楞严》的思想特色

幽溪传灯于晚明力弘天台教观,使得天台宗在当时呈现复兴之态.传灯作为天台宗僧人,一生对《楞严经》非常重视.其指出《摩诃止观》与《楞严经》遥相契合,并处处以《摩诃止观》的教观思想拟配《楞严经》中的义理.通过分析传灯融合《止观》与《楞严》之方式,发现其对《楞严经》的解读不是一个单向的诠释活动,而是一个交互的诠释过程.在这个交...     

梁启超儒学观的转变——从《新民说》到《欧游心影录》

在清末民初,人们政治观念的转变往往可以从他们对儒家的态度变化中窥测到。梁启超也是这样,他的思想复杂多变,尤其是政治主张随着时代的变迁差异很大。所以最好的方式是勾勒梁启超的思想演变线索,来发现他的思想与时代的共振。此方面研究目前并不充分,本文即是以梁启超的《新民说》和《欧游心影录》为线索,在他对儒家思想的态度的矛盾中,探讨他对“国家”与“天下”等问题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