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意识、快速命名与中文阅读

本研究考察了语音意识、快速命名与中文阅读的关系．一系列回归分析发现．语音意识对中文读字、中文默字和快速阅读理解的解释量大于快速命名。快速命名先进入方程时对一分钟读字有更大的解释量。控制发音速度对一分钟读字的影响后,快速命名和语音意识对一分钟读字的解释量减小。这些结果说明．与语音意识相比,快速命名对中文阅读有独立的、微弱的影响。文章讨论了语音意识和快速命名与中文阅读的关系,并根据实验结果分析了快速命名的认知结构。     

我们怎样做医学--关于医学哲学范畴与体系的研究

要把医学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来建设.在简要回顾对医学哲学研究对象的历史认识过程之后,提出以"我们怎样做医学"为医学哲学研究的问题逻辑主线,尝试建构一个医学的客体论、创造论、主体论、价值论与发展论的医学哲学应用理论体系,并对它的相关范畴、学术范式及理论意义展开了有益的讨论.     

论《苏氏易传》的"卦合爻别"说

苏轼站在义理易的立场,从卦爻结构的角度直接阐明了其解易宗旨.他在解卦中多以"卦合而言之"、"爻别而观之"以启文端.这就是<苏氏易传>在解卦实践中提出的"卦合爻别"说.我们可以从苏轼易学的立场、苏轼对易学史上卦爻结构观的考察以及对"卦合爻别"方法的实际运用,来理解苏轼在卦爻结构观上的"卦合爻别"说.     

探寻利维坦的行动逻辑——国家中心范式的研究进路与分析框架

国家中心范式通过对行为主义政治学展开学术批评,重新将"国家"这一被遗忘的"主角"从政治知识传统中找回来,并作出不同于传统政治哲学论证的科学性事实分析。该范式认为"国家"是处于内外之间的利维坦,这一特定位置决定了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依循"政治的逻辑"和"安全的逻辑"来建构秩序和塑造安全。进而,从研究进路对国家的行动逻辑做出理论抽象:其一,凸显国家作为自主能动之行动主体的"韦伯—欣策式进路";其二,呈现国家作为制度结构之运作逻辑的"托克维尔式进路"。国家中心范式以政治科学之事实分析的方式回应了"利维坦何以必要"和"利维坦如何运作"的基本命题,这为我们构建以国家为中心变量的因果框架奠定了重要的知识基础,为理解诠释国家理论的知识建构进路并拓展深化国家实践的政治科学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中国人敬畏特质的心理结构研究

本研究基于人格词汇学假设,探索中国人敬畏特质的心理结构。通过文献分析、专家访谈、开放式和半开放式问卷调查,建立39个词汇的敬畏特质词汇表。在此基础上,进行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和信效度检验,编制了包含24个词汇的中国人敬畏特质词汇评定问卷。结果表明:(1)中国人的敬畏特质是一个包括谨慎、尊重、谦卑、欣赏的四维结构;(2)编制的中国人敬畏特质词汇评定问卷的信效度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     

佛教对待死亡的态度与处置办法

古人有“蝼蚁尚且贪生”之叹,民间有“好死不如赖活”之语,可知众生无不好生恶死,对于死亡都有着一种莫名的恐惧,一种本能的排拒或逃避。然而,“黄泉路上无老少,孤魂多是少年人”。生命的危脆和必然衰老、死亡,对于社会结构复杂、思想活跃、感情丰富的人类来说,更是一种挥之不去、莫之奈何的梦餍。面对死亡,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就进行了顽强的抗争和深入的思考与研究,从而形成了形形色色的人生态度和丧葬文化。世俗之人,一般是尽可能地提高生活的品质,同时通过医疗与养生,以祛病延年,获得长寿,尽其天年,若能无疾而终,则善莫大焉,是谓“善终”,…     

从所指/能指到能指/所指 --论拉康对索绪尔二元论的批判

从所指／能指到能指／所指,这不是一种简单的颠倒。通过形式上的颠倒,拉康对索绪尔的二元论进行了批判,并且指出,二元论并非语言结构分析的结果,而是来自传统形而上学思想。     

中国大学生艾森克人格问卷测试因素结构之探讨

本文旨在检验艾森克人格理论对中国人的适合性,探明艾森克人格问卷(成人)的结构。经对2311名大学生艾森克人格问卷的作答数据做验证性因素分析,艾森克人格理论未能得到证明。使用全息项目因素分析方法对EPQ进行因素分析,得出神经质、外向性、友善因素、诚实因素、任性因素和严谨因素六个因素。该方法较好地克服了经典线性因素分析高估维度数。低估因素负荷等缺陷。     

诚信内涵解析

诚信的词源学含义就是诚实守信,由“诚”的“以行成言”之本源含义和“信”的“以言立身”之本源含义派生而来。但是,诚信的词源学含义并未完全覆盖其伦理学语义。后者有三个层次,它们相互关联,层层递进,构成一个语义结构。概而言之,在伦理学语境中,诚信意指一个人在心意、言语和行动上对自身、对他人、对社会真诚无妄、信实无欺、信任无疑。     

影响个体道德选择的社会因素分析

影响个体道德选择的因素很多,从社会这个宏观角度来看,影响个体道德选择的因素有:社会结构、风俗习惯和道德情境。通过对影响个体道德选择的社会因素进行分析,可以为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提供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