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契约精神——基于关系契约论的视角

契约精神在古代中国广泛存在,约束着社会中的各种关系,维持着社会的平衡与稳定。与西方相比,古代中国的契约精神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礼的文化属性:契约精神的价值取向与个人的价值取向具有互通性;契约的互惠性表现为从利己到利他的变迁且贯穿于从个人、家庭、宗族、国家的形成及维持的整个过程中;契约精神中道德约束与利益约束并存。唤醒现代人内化在心底的文化基因,恢复人们尊重自身优秀文化传统,敬畏中华文明的心理,是此研究的出发点及最终目的。     

《罗江怨》曲牌探究

《罗江怨》是明清俗曲重要曲牌之一,从南集曲到明清俗曲,从明代到现代,从小调到其他艺术品种,都有它的踪迹身影。为此,笔者以它作为案例,进行追根溯源、顺藤摸瓜式的探察,旨在能够摸清它的发展脉络及其曲牌特点。     

信仰·知识·人格——王曾善(1903-1961)与中国-土耳其的人文交往

王曾善(1903-1961)先生是中土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位先驱性人物。他出生于一个回民世家,毕业于燕京大学。在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仰慕凯末尔领导的民族独立战争,从而于1926-1930年到伊斯坦布尔大学求学。1938年又率领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再到土耳其,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王曾善一方面进行回教的相关翻译和研究,一方面又参与到国民党的政治中。1955年,他再度携家人来到土耳其,一边在伊斯坦布尔大学教书和研究,一边经营着一家中餐馆。在伊斯坦布尔期间,他得以接待不同的人物,在政界、学界、教界都有着广泛的影响。他的经验成为了处理内政外交的重要资源,他是今天回顾中土人文交往不可忽略的重要人物。     

佛经三分结构及其对道教《灵宝经》的影响

东晋道安提出佛经具有序分、正宗分、流通分的三分结构,并用三分科经的方法进行佛经的科判。虽然其最初遇到质疑,但最终被后世佛经的注疏广泛采用。而道教《灵宝经》文章结构最初并不统一,有的是序经仪结构,有的是语录结构,与佛经的三分结构并不相同。到了刘宋初期,以陆修静为首的天师道道士借鉴了佛经的结构,改编了东晋末葛巢甫创作的《灵宝经》。自此以后,道经的创作也普遍采用佛经的三分结构,而且道经的注疏也吸收了佛教三分科经的方法。     

道路运输服务业从业人员工作生活质量与职业素养的关系——基于江苏省道路运输行业的实证研究

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和能力直接影响了行业的服务效率,而从业人员的工作生活质量是影响其职业素养的主要因素。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分析了包括生活负担情况、社交情况、业余生活状态、社会保障、职业满意度等工作生活质量因素与从业资格能力、职业服务水平等职业素养因素之间的结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道路运输服务业从业人员的生活负担、社会保障和职业满意度对其从业资格能力有着显著影响;社会保障、业余生活状态、职业满意度以及从业资格能力对职业服务水平有着显著影响。     

寻求组织庇护:一个农民信访解释的新视角

本文通过重新审视对信访的研究,提出寻求组织庇护这一新的农民信访解释框架,以解释当前信访中的部分现象——部分农民将个人的困苦以及公共物品的匮乏建构成信访问题,或通过信访实现找价。这种寻求组织庇护的信访实践在与基层政府的非对抗性、上访的合法性依据、访民行动的组织性和目的性等方面具有不同于维权型信访特征。在寻求组织庇护的上访中,访民通过苦难——救援、蒙冤——为民做主的情境构建使自己的上访具有合法性。寻求组织庇护类上访之所以存在,从根本上是源于政府庇护主义的执政承诺。     

“婚姻新十诫”

正旧约时代,上帝给以色列人颁布了十条诫命。十诫是以色列人与神、与人、与物等的根本关系准则。后世无论是以色列的613条律法以及摩西五经中留下的诸多戒律,还是犹太人的《塔木德》,都是建立在摩西十诫的基础之上的。可以说,摩西十诫是这个民族得以生存与卓越的根本。健康的生活与关系一定是建立在正确的关系原则之上的,根据摩西十诫的原则,也借鉴了教会中先人的启发,按照圣经所启示的夫妻亲密关系的秘诀,我们规划出夫妻十诫:     

论组织研究的行动主义转向

组织研究以人的主体性行动作为研究元点。组织的结构是对组织连续性行动的具象描述,组织成员和微观过程将组织的宏观变迁关联起来。社会治理场域中的组织研究正在走向关注组织中的行动者、关注组织行动的关联性特征的行动主义路径上来。行动主义主张社会存在于人的行动之中,因此行动主义的组织研究致力于发现组织中的人性和复杂性,发现组织行动的关联性和去中心化特征,这代表着组织研究将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实现双重的转型。进而言之,行动主义为个人行动和组织行动提供了价值指引,不仅将成为后工业社会中组织结构与制度设计的原则,也将成为未来社会治理的原则。     

上海 以创新促管理

<正>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法治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宗教工作也面临着新的形势与任务,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为此,上海市民宗委以中央和市委关于宗教工作的方针政策为指导,以宗教工作法治化、规范化建设为抓手,结合上海实际不断开拓创新,通过创新宗教管理方式,促进宗教工作的全面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