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近代演变初论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核心内容是对营利和私有产权的价值合理性的否定,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近代(演变)可界定为鸦片战争前后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资本主义性质的反传统衍变;其现代(演变)则是“五四”之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相互交锋、消长、排斥与“融合”的历史进程。传统经济伦理思想近代演变的实质是为资本活动方式或资本的利益寻求工具价值和伦理合理性的过程,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的近代演变最终否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伦理价值合理性、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伦理价值合理性。     

道歉还是补偿？修复策略对高、低权力受害方信任修复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分别在恰好和超额经济补偿条件下比较了道歉和经济补偿对高、低权力受害方信任修复的影响。实验首先通过角色分配法操纵被试(信任方)的权力感(高、低),然后要求其与受托方完成一定轮次的信任博弈,并且设置受托方在关键的轮次实施信任违背行为(不返还金钱)和信任修复行为(控制条件、道歉、经济补偿、道歉加补偿),最后测量高、低权力受害方在信任修复行为后的投资金额。结果发现：(1)在恰好补偿条件下,道歉对低权力受害方的信任修复效果更好,经济补偿对高权力受害方的信任修复效果更好;(2)在超额补偿条件下,无论对于高权力还是低权力受害方,经济补偿都比道歉的信任修复效果更好。     

宗派组织与寺产控制——以清代普陀山为例

就全面认知中国佛教宗派而言,剃派、法派等宗派组织的经济意义值得重视。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普陀山,在明末重兴后形成了以普济寺、法雨寺为中心的剃派组织。清初,禅宗法脉再次传入普陀山。以潮音、性统为中心的法派组织掌控前、后两寺,调整常住与两寺原有剃派子孙之间的经济关系,控制香费。从清代中期开始,法派对两寺常住的控制开始松动,两寺皆演变成剃派房头经营常住的模式。普陀山的案例,有助于理解中国佛教的宗法制度与寺院经济。     

摩洛哥伊斯兰教本土化及启示

宗教本土化是指其传入新地域,并在其中传播、调适的进程。对于伊斯兰教而言,本土化是在不改变根本信仰、权威经典及核心教义等内核的基础上,在当地的历史、文化、地理、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因素影响下,通过被动影响和主动调适,使宗教实践具有本土特色。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指出,宗教研究是为了确定宗教以何种方式维持其观念、行为和制度,即对宗教跨时空执行方式的研究。     

再谈道德与伦理生活的关系

康德把道德主体的自主性(自由)中的理性方面(普遍性)和意志方面(应然性)区分开来,把两者的统一基础放在其先验哲学框架中的伦理共同体之上。黑格尔用他的伦理生活概念把道德主体从彼岸世界拉回来,放到其生活史的教养过程中来理解。但黑格尔在现代伦理生活中看到的是由理由之结晶所构成的客观精神与服膺理由的主观精神之间的和解而非冲突,而马克思通过意识形态批判却揭示出各种理由掩盖之下的社会权力和政治暴力。马克思认为,要反抗这种力量的压迫,首先必须为政治共同体的真正凝聚创造经济基础,而最终会导致资产阶级社会瓦解的那同一种经济危机,也将释放出导向一种新的社会整合形式的力量。但马克思未能看到,即使在一个摆脱了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中,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都是缺一不可、互为前提的。对从康德经过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复杂讨论的这种回顾告诉我们,为资本的充分运行提供条件的旨在避免危机的国家政治,不仅要满足后形上道德条件下的合法化要求,而且要满足多元文化条件下的社会凝聚要求;在当代世界,尤其在当代欧洲,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的那种政治文化,必须以公民们为创造性地解决其共同问题而进行的民主斗争的历史经验作为基础。     

区域差异背景下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2001-2017年省级地方政府数据,通过动态面板回归模型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倒U型,我国人均负债余额的临界点是25466元。东部地区的债务承受能力最高,其次是西南地区,东北地区的债务承受能力最低。地方政府债务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推动不同,西南地区的经济增长推动作用明显强于东北地区。针对不同区域应采取不同的债务政策,可以更为合理的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家庭社会经济文化地位与青少年数字阅读素养的关系:阅读兴趣的中介作用和父母情感支持的调节作用CSSCI

本研究采用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ISA)12058名中国青少年测评公开数据,选取数字阅读素养、阅读兴趣、家庭社会经济文化地位和父母情感支持变量,探讨了家庭社会经济文化地位与青少年数字阅读素养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家庭社会经济文化地位对青少年数字阅读素养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阅读兴趣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父母情感支持负向调节了阅读兴趣与数字阅读素养的关系,高父母情感支持对低阅读兴趣青少年的数字阅读素养起到了保护作用。     

社会公德治理:缘起、运行、实现 ——以共享单车使用为例

现代社会,生活世界领域分化使道德失去了和个体生活联结的通道,德-得相通的通道受阻,个体良心与社会舆论规约个体行为的力量消弭,社会公德运行机制无法顺畅运转,公德失范现象出现。可基于物联网的大数据凭借其海量信息整合功能,重构道德与个体生活的联结通道;通过大数据的监督功能,实现对公德的制度规约;通过大数据的共治功能,实现社会公德的政府、企业、公众协同治理。     

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农民经济理性的扩张、困境与出路

农民的经济理性问题在本质上是农民精神的现代化问题,主要包括农民经济动机、经济美德以及经济认知三个层面的转化问题。在生产经营结构的市场化变迁、"离土不离乡"的进城务工和"离土又离乡"的外出打工等新兴经济活动的推动下,我国农民正处于从传统经济理性转向现代经济理性的发展转型期,突出血缘亲情伦理的传统经济理性正在淡化,注意市场科技伦理的现代经济理性正在形成,以血缘地缘弥补现代化缺陷的农民经济理性正在孕育。我国农民一方面要努力跟上现代化的步伐,积极倡导尊重契约规则的市场经济理性和追求量化计算的现代科技理性;另一方面要积极规避现代化的陷阱,大力弘扬有助于缓解"见物不见人"问题的血缘亲情理性和遏制过度掠夺自然倾向的地缘生态理性。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经济向度的伦理辩护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的现实根据不是道德观念的革新,而是道德生活世界的建造。因此,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的现代构建,基础性条件在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到场。没有个人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意义上的经济解放,就不可能有个人在道德意义上的自我解放。而个人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意义上获得真正的经济解放,必然性前提是个人必须获得具有我国特色的、确定性的、明晰的现代产权,这是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的经济向度进行伦理辩护的逻辑起点。最后,本文进一步指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应属现阶段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经济向度中的分配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