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不平等对阶层流动感知的影响及其机制

经济不平等是影响阶层流动感知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经济不平等可能抑制、也可能提升阶层流动感知。在梳理两者之间复杂关系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经济不平等影响阶层流动感知的作用机制模型。经济不平等可能通过影响不同的心理过程,继而对阶层流动感知产生抑制或提升作用;此外,两者关系也会受到微观个体因素和宏观社会因素的调节,从而呈现出不同的关系模式。未来研究应进一步考察和完善经济不平等影响阶层流动感知的整合模型。     

社会因素对剖宫产率的影响

近二三十年来,剖宫产率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升高。究其原因,除了医学因素外,社会因素起着重要作用,从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科学文化水平、社会习俗观念、法律、医疗道德、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医学教育等多个角度分析了社会因素对剖宫产率的影响,并就如何发挥社会因素的积极作用,消除和避免其消极作用,使剖部率维持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了讨论。     

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诉求

<正>一、经济决定论的骚动19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振兴,德国思想界中的唯物主义思潮逐渐抬头,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青睐,但是它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以保尔.巴尔特为代表的敌视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的曲解和干扰。巴尔特是哲学社会学家,莱比锡大学教授,恩格斯称他为"平庸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家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28页)。他曾著有《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一书,该书肆意歪曲、攻击马克思学说,其惯用手法是曲解马克思     

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政治、哲学与伦理——以MEGA2中马克思文本为基础的阅读与理解

<正>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并非始于马克思;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在英国和欧洲大陆产生了相当一批政治经济学家,他们尝试从原则①上去理解、认识和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生、存在和发展。19世纪40年代中期,马克思的批判思路由哲学、法学、社会学逐渐转向政治经济学。这一方面是其自身思想发展的逻辑性结果:对异化劳动关系的实证性论证,只能从政治经济     

奥菲对后期资本主义系统危机的诊断

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1940—),德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也是批判理论第三期发展[1]的主要人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奥菲对劳动市场与合理化、福利国家     

伊斯兰经济思想特点及其基本精神

经济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没有经济的发展就没有社会的进步,就没有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伊斯兰教作为一个提倡今世与后世并重的宗教,历来就重视穆斯林经济的发展,其思想体系包括宗教与社会两大范畴,不仅对宗教教义、宗教功课、宗教仪规等方面作了明确的阐释与规定,而且对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包括经济生活)的思想和行为提出了明确的规范和要求。     

伊斯兰复兴思潮下的伊斯兰经济思想

20世纪上半叶,伊斯兰教复兴思潮迭起,穆斯林比以往更加明确,伊斯兰教依然是他们解决精神、政治、经济问题的行之有效的途径。20世纪中后期,伊斯兰复兴的浪潮在经济思想领域产生了两方面影响:其一,带动了伊斯兰经济思想的研究。其二,促成了伊斯兰金融体系的建立。     

促进文化繁荣发展，基督教能做什么？

最近,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国家主席胡锦涛发出了“要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文化繁荣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的号召,这是继提出宗教界和信教群众能为社会和谐、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之后的又一个新的号召。为宗教界和信教群众在当今中国社会发挥积极作用提供了更加宽阔的政策空间和实践平台。在近日召开的中国基督教两会本届第十次主席、会长会务（扩大）会议上,来自各地的教会领袖就此话题各抒己见,做了广泛而又深入的研讨。以下是部分会议谈话或书面发言的摘录。     

拉萨大昭寺:扶贫“造血”为民生

通过几年的努力,大昭寺主要在促进尼木县卡如乡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加快当地经济从"输血"型向"造血"型转变等方面开展帮扶工作,有效地提高了农民的素质和当地的自我发展能力,较好地实现了农业增收、农民增效的目标。自1997年至今,西藏拉萨大昭寺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整合资源、集中帮扶"的原则,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对尼木县卡如乡进行定点帮扶,深入基层摸实情,结合实际定措施,真情帮扶促和谐,全心全意为民生,通过发挥自身优势,取得了较好的帮扶成效。     

论意大利的宗教经济

近年来,宗教社会学有两种解释理论,一种在欧洲占优势,一种在美国占优势。前者是宗教世俗化理论,这种理论声称,宗教多元化会损害每一种参与竞争的宗教,削弱所有宗教的基础。宗教多元化和相互竞争导致世俗化,总体上将使宗教组织和信教人群的数量下降。后者是理性选择理论,用于分析宗教活动的机制,那个由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信徒构成的"市场",这种理论认为,宗教活动受到的控制越小,越富有竞争性,宗教的整体水平就会提高。反过来,如果缺少竞争,宗教团体就会缺乏效率,不能维持市场的活力。作者通过分析意大利的宗教经济,认为在多元化越充分的地方,宗教组织将会变得越强大,并且,宗教的素质也会在相互竞争中得到提高。[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