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调节、个体德性与我国的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当前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也是我们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收入分配调节除政府与市场外,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就是伦理调节。本文分析了伦理调节必须依赖于内化的个体德性以及伦理调节的重要作用,总结了伦理调节的基本方式,对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出了新思路。     

参照依赖和损失规避对个体收入分配公平判断的影响

收入分配公平判断是人们对自己收入所得公平与否的主观评价。通过对参照点和收入金额的控制,探讨参照依赖和损失规避对收入分配公平判断的共同影响。结果发现,(1)民众的收入公平判断受参照点的影响,在有参照点的情景下比无参照点情景下更感觉不公平;(2)不同工资水平下,民众的公平判断具有显著差异,而且民众对低于平均工资的“受损”比高于平均工资同等金额的“受益”赋予的公平感的权重更大,即存在得失感受的不对称;(3)不同的工资参照点、多得和少得的分配结果共同影响民众的公平判断,即损失规避在参照依赖对公平判断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数学成绩的影响:亲子沟通和学业自我效能感的链式中介模型

采用“中国学校课程教学调查项目”中1811名八年级学生及其家长作为样本进行调查,探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数学成绩的关系,考察亲子沟通和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显著正向影响数学成绩;(2)亲子沟通、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数学成绩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亲子沟通、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数学成绩之间具有链式中介作用。     

经济不平等对阶层流动感知的影响及其机制

经济不平等是影响阶层流动感知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经济不平等可能抑制、也可能提升阶层流动感知。在梳理两者之间复杂关系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经济不平等影响阶层流动感知的作用机制模型。经济不平等可能通过影响不同的心理过程,继而对阶层流动感知产生抑制或提升作用;此外,两者关系也会受到微观个体因素和宏观社会因素的调节,从而呈现出不同的关系模式。未来研究应进一步考察和完善经济不平等影响阶层流动感知的整合模型。     

古代云南与老挝的佛教文化交流

老挝与中国的云南省有着860公里的边界,一直是中国的友好邻邦。由于自然的地理条件,同一脉络的山峰和同一源头的河流把云南人民与老挝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山相依,水相连,使得云南与     

社会因素对剖宫产率的影响

近二三十年来,剖宫产率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升高。究其原因,除了医学因素外,社会因素起着重要作用,从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科学文化水平、社会习俗观念、法律、医疗道德、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医学教育等多个角度分析了社会因素对剖宫产率的影响,并就如何发挥社会因素的积极作用,消除和避免其消极作用,使剖部率维持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了讨论。     

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诉求

<正>一、经济决定论的骚动19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振兴,德国思想界中的唯物主义思潮逐渐抬头,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青睐,但是它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以保尔.巴尔特为代表的敌视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的曲解和干扰。巴尔特是哲学社会学家,莱比锡大学教授,恩格斯称他为"平庸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家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28页)。他曾著有《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一书,该书肆意歪曲、攻击马克思学说,其惯用手法是曲解马克思     

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政治、哲学与伦理——以MEGA2中马克思文本为基础的阅读与理解

<正>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并非始于马克思;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在英国和欧洲大陆产生了相当一批政治经济学家,他们尝试从原则①上去理解、认识和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生、存在和发展。19世纪40年代中期,马克思的批判思路由哲学、法学、社会学逐渐转向政治经济学。这一方面是其自身思想发展的逻辑性结果:对异化劳动关系的实证性论证,只能从政治经济     

奥菲对后期资本主义系统危机的诊断

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1940—),德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也是批判理论第三期发展[1]的主要人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奥菲对劳动市场与合理化、福利国家     

伊斯兰经济思想特点及其基本精神

经济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没有经济的发展就没有社会的进步,就没有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伊斯兰教作为一个提倡今世与后世并重的宗教,历来就重视穆斯林经济的发展,其思想体系包括宗教与社会两大范畴,不仅对宗教教义、宗教功课、宗教仪规等方面作了明确的阐释与规定,而且对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包括经济生活)的思想和行为提出了明确的规范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