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音乐教育人才评价模式改革初探

在目前的音乐教育专业中,技能教学依然沿续旧的模式,教学内容单调陈旧,考试方法单一,实践环节非常薄弱。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构建教学内容和评价模式的新体系,加强教学管理,转变教学观念,打破传统模式,优化课程结构,加强实践环节,调整教学方法,并改革考试方法,建立综合评价模式。经过几年来在教学中的实施,本方案取得了显著成效。     

征稿启事

《哲学动态》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性的哲学专业刊物。它提供国内外哲学界信息;反映哲学各学科研究的新动向、新问题、新成果;刊登学术论文和研究资料;开展对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的讨论;促进哲学研究、教学和宣传工作。本     

公共政治的价值逻辑——访小约翰·柯布博士

柯布博士是世界著名后现代思想家、生态经济学家、过程哲学家,美国过程研究中心主任,怀特海过程哲学的第三代传人,美国克莱蒙研究生大学终身教授。他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学者,是西方世界     

征稿启事

《哲学动态》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性的哲学专业刊物。它提供国内外哲学界信息;反映哲学各学科研究的新动向、新问题、新成果;刊登学术论文和研究资料;开展对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的讨论;促进哲学研究、教学和宣传工作。     

启示

二00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主办的第二十九期马克思论坛,于文科大楼马哲所会议室举行。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生龙霞在本次论坛上做主题报告,题目为：基于“实践”的奠基性困境——一种反身性实践的可能方案。[第一段]     

“显现论”与决策论模型的解释问题

决策的形式模型只有通过适当的解释才能与实证或规范内容相连接。研究个体选择行为的微观经济学,需要采取实证的自然主义方法论来定位其科学性,同时免不了对理性选择进行规范考察。根据经济学家对决策论模型的主流解释“显现论”,对选择行为的说明和预测是基于对行为的经验观测和内在一致性条件的。在哲学上,显现论曾一度被认为是逻辑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的“宿醉”,近年来却得到颇有影响力的辩护,也使经济理论的实证地位得到支持。而对信念、偏好、意图等心理状态及相关规范内容的兴趣,使得决策论模型在哲学上的应用默认了一种心理主义解释。通过引证并回应近年来哲学领域里对显现论的辩护,可以看到,决策论模型允许心理主义解释。但通过论证理论反例的泛在化,澄清其实证预测功能面临先天困境,从而能更恰当地理解决策论的实证地位。     

高校书法教育现状之我见

文字是书法产生的基础,书法是一种展现文字美的艺术表现形式,书法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书法教育不仅可以文化育人,还能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能力。书法作为一门艺术类学科,已经取得长足进步,高校书法教育形成了包含不同层次的教育体系。目前,我国高等书法院校主要归为三类:一类是综合类院校,旨在培养高素质综合型书法人才;第二类是师范类院校,重视理论、技法、教育教学法、教学能力的培养,主要培养能够开展书法教育教学、理论研究的专门型人才;第三类是艺术类院校,意在培养具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专业型艺术人才。高校逐步承担起培养高素质专业型书法人才的重任,是时代赋予高校的使命。     

高职油画专业教学模式改革探究

近年来,高职院校不断加强油画专业人才培养,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路径,但在油画专业教学中仍存在一定的问题,急需开展课程结构改革。因此,对油画行业现状、职业岗位需求及油画专业发展困境进行分析,探索符合当下需求的高职油画专业教学模式,以更好地提升油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社会工作学科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与路径选择

社会工作学科历经了从萌芽、取消、恢复到发展的历史沿革,自学科恢复重建以来取得了较大成绩。但社会工作学科发展仍然面临诸多现实问题,主要表现在学术体系建设成熟度相对偏低、师资队伍相对薄弱、学科实践专业性有待加强、学科价值呈现度不高、专业教育快速扩张式发展产生出诸多职业化问题等方面。要解决社会工作学科的现有问题,既要兼顾社会工作学术体系建设与学科交流,又要坚持社会工作学科自律式发展,厘清社会工作的效用,推进专业设置的有序发展,提升专业教育的质量,审慎规划人才培养的层次。     

“美德经济学”与“哥白尼革命”：陈焕章儒家经济学的性质与定位

自曼德维尔提出“私人的恶德,公共的利益”的悖论后,美德因妨碍经济发展而被驱除。亚当·斯密尝试给自利自爱正名,但仍未给仁爱的经济意义正名。陈焕章认为缺乏道德根基的放任主义只给强者带来利益,必致社会分裂和崩溃。为了阻止经济的去道德化,陈焕章认为社会经济秩序应该建立在道德和经济双重动机之上,并建构了以美德为中心的儒家经济学。向善的人性预设、美德主导分配、政府调节、适度竞争是其经济学的主要特征,这一新形态的经济学可以称作美德经济学。陈焕章美德经济学虽显粗略,但在理论上重启了经济的道德化进程,并与数十年后兴盛的经济伦理学和社群主义遥相呼应,可以说潜在地具有引发一场“哥白尼革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