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科技创新的伦理困境与出路

从电力科技创新主体来看,其伦理困境主要表现在电力科技创新的社会政治认同、公众认同和市场认同问题.从电力科技创新客体来看,其伦理困境主要表现在电力科技创新成果本身或应用过程带来的社会、生态或人文伦理难题.电力科技创新伦理困境的出现,其根源在于电力科技创新价值取向的偏离.基于“科林格里奇困境”,电力科技创新导致出现一系列伦理问题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必然性”.可以从电力科技创新制度的重建、文化的形塑和公关政策的调整等方面解构电力科技创新的伦理困境,并实现电力技术创新伦理观的重构.     

实质性善理论:临床伦理决策的基础

目前,人们一般认为病人或病人的代理人有权与医生共同参于医疗决策,这使我们有必要对“价值”问题展开讨论,因为在临床实践中,对价值的不同理解暗示着不同的决策模式.在三种最基本的价值理论中,快乐主义理论和欲望满足理论预示着病人主观的意识经验或偏好是病人最佳利益的决定因素,它们都不能单独作为临床伦理决策的合理基础.而实质性善理论试图为我们提供何种事物使生活变得更好的实质性判断,虽然这一理论还有广阔的讨论空间,但可以引导医生与病人在各种价值之间达到平衡,做出更为有效的临床伦理决策.     

医学伦理查房的理论与实践——以广州地区某医院伦理查房为例

通过问卷调查与开展医学伦理查房的实践,发现医学伦理查房开展过程中,存在伦理查房内容缺乏标准化操作、缺乏医学伦理查房的评价机制、尚未形成良好的医学伦理环境、教育培训不能满足医院工作的需要等问题.应当建立健全医学伦理查房标准化操作指南,完善医学伦理查房评价机制,营造良好的医学伦理学环境,加强医学伦理学的教育培训,从而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理论和处境:汉语基督教伦理研究的基本思路探究

本文探究汉语基督教伦理研究的基本思路问题,特别关注具体处境中基督教价值的公共意义问题,论文包括:第一部分,考察1980年以来汉语基督教伦理研究的主要内容,总体上看,其中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对基本伦理概念(比如人性、爱的观念)及其与中国传统思想相关观念进行比照的研究,二是实践和具体社会处境的角度,包括从基督教角度对于中国基督徒的道德生活以及全球和本土范围的社会公共问题的研究;第二部分依据相关的基督教伦理研究成果,参照中国思想资源和当代社会的道德议题,反思汉语基督教研究的处境性问题并寻求重新阐释某些基督教教义的可能性.研究采用基督教伦理研究中的实在的和处境化的进路,将之放在一个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并考虑到其具体和当下的条件来展开对基督教伦理思想的论述.     

试探回族家庭伦理谚语的形成及意义

本文通过对回族家庭伦理谚语内容的分析,从民俗学视角对回族家庭伦理谚语的形成及其所反映的民众观进行了探讨,认为回族家庭伦理谚语的形成主要是通过对经典的借用和转化、对相邻民族谚语的采借以及自身的创造三种方式实现的;从回族家庭伦理谚语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回族民众以父子关系为家庭本位,注重家庭成员平等关系,以健康、和谐为导向的家庭伦理观。     

基于进化论的伦理自然主义

对于进化理论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不同看法构成了一个连续谱,采取互相排斥立场的两端各有问题,而中间立场的成立需要应对自然主义谬误和休谟法则提出的挑战。对于实践判断的分析能为自然主义清除障碍,而针对婴儿的社会评价行为的系列实验在为基于进化论的伦理自然主义提供依据的同时,也表明一定阶段从进化剥离的认知能力对道德价值的塑造超脱了生物学说明的范围。     

“自由意志”与孟子伦理究责的心性根据

对伦理道德秩序的维护乃儒学之要务,所以即使在“自由意志”词汇缺席的情况下,儒家也必须明确何为恶之根源,以说明判定究责对象时的根据与标准。新儒家以气质论人之恶的成因,但是该诠释路径会使决定性因素从人自身转移到外在影响力上,导致责任主体认定的困难。在此诠释路径中,人的善恶形态被困于儒学本心良知的伦理道德规范性含义里。孟子本心良知说中存在一类通过自我取舍而形成的恶的主体,这类恶的主体所据并非本心良知具有的知善规范性,而是以能力层面能善的普遍性作为其产生的逻辑基础。从心性上溯源恶才能突破本心良知在知善的规定性上对恶之于人的属己性的遮蔽,以此明确善与恶皆是人自己的善恶,如此伦理究责才不会陷入主体判定的困难之中。     

重建一种责任伦理——约纳斯和列维纳斯之间对话的可能性

言说“责任”已成为当下显学,而“责任”并非脱胎于传统伦理学,所以,这一概念在伦理学和哲学领域的意指并不明晰。在约纳斯和列维纳斯之间展开对话有利于厘清这一问题。尽管两人的思想理路并不相同,但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尝试在本体论与伦理学之间求得平衡,视责任主体对责任客体不求回馈的回应为责任伦理的特质,并将责任提至神圣性的高度。他们并没有提供具体的行动规范,而是为责任伦理提供本体论或伦理学的依据。在他们看来,责任是人作为一种存在的本质,人的存在就是要承担责任。在两人之间展开对话,可为我们在当下现实环境中重新思考责任问题提供借鉴。     

基本医疗卫生改革的政治伦理、市场逻辑与未来走向

基本医疗卫生改革是当前实现“2030健康中国”和新时代下践行人民健康优先战略的一项制度创新。然而,现实中改革仍面临医疗资源配置不均和医疗服务供给效率不高的双重困境。本质上,医疗服务具有公利性与私利性二元属性,进而延伸出立足于公利性属性,基本医疗卫生改革应当坚守“人人公平享有”的政治伦理,鉴于私利性属性改革需要维护医疗市场主体合法逐利的正当权利,政府公利性创造与市场私利驱动是辩证性的哲学思考。我国医改未来应以公民健康与福祉共享为价值依归,始终坚持政府严守底线、市场有序竞争、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主线。

     

药物认知增强剂使用的伦理思辨

为提升专注力、记忆力等认知能力,健康人群以“超说明书用药”方式摄入延缓衰老或修复脑损伤造成的认知能力衰退的药品。该种认知增强技术的应用需要通过“伦理之前”的技术可行性审核和“技术之后”的生命伦理辨析才能初步确认其道德容许性。目前针对药物认知增强剂使用的担忧主要来自新药的疗效与风险尚不明确、市场主导下的药物获取渠道难以管控,以及亟待完善的社会规范。因此,当下药物认知增强技术的合理应用需强化政府对个体和商业力量的监管,重视经验数据的获取,以及科研机构对用药风险性的进一步研究与科学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