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概念的垂直空间隐喻及其对认知的影响

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考察道德概念的垂直空间隐喻表征, 及其对于人的认知的影响。实验1采用迫选法, 在明确要求被试把道德词放在垂直空间位置的上方或下方时, 发现在意识层面, 被试倾向于把道德词放在垂直空间的上部, 把不道德词放在垂直空间的下部。实验2采用无关任务法, 对实验词语作褒贬义判断, 实验结果发现, 道德词出现在空间的上方(相对于下方)时, 被试对道德词作褒贬义判断的时间短; 不道德词出现在空间的下方(相对于上方)时, 被试作褒贬义判断的时间则短。实验3通过记忆任务发现, 道德概念的启动使得个体高估了相继出现的客体的高度和长度, 不道德概念的启动使得个体低估了其高度和长度。三个实验的结果表明, 汉语道德概念的垂直空间隐喻具有心理现实性; 汉语道德概念的垂直空间隐喻既存在于无意识层面又可以在意识的层面显现; 汉语道德概念的垂直空间隐喻表征会影响对物体的高度和长度的估计, 表现为汉语道德概念隐喻表征的“认知偏移效应”。     

外化行为问题与集体道德情绪、集体责任行为之关系：班级氛围的调节效应*

采用调查法,随机选取上海市3所普通中小学四、六、八、十年级的755名学生为被试,探讨班级氛围在外化行为问题与集体道德情绪、集体责任行为关系间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男生的外化行为问题显著高于女生,其感知的班级氛围显著低于女生。而男、女生集体道德情绪与集体责任行为的性别差异不显著;(2)学生感知的班级氛围随年龄的增长先下降再上升,八年级时最低;集体道德情绪和集体责任行为随着年级的增高而呈下降趋势,小学生(四、六年级)的集体道德情绪和集体责任行为得分均比中学生(八、十年级)高,高一(十年级)学生的得分处于最低水平;(3)外化行为问题与集体道德情绪、集体责任行为的关系受班级氛围的调节。与消极的班级氛围相比,积极的班级氛围能够弱化外化行为问题与集体道德情绪、集体责任行为的负向关联。结果揭示了积极的班级氛围对外化行为问题学生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有助于改善这些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真实火灾和模拟火灾情境下小鼠的逃生决策比较*

探讨并比较真实火灾和模拟火灾情境下小鼠是否采用直觉性逃生决策。研究包括一个预备训练和两个主实验。预备训练的目的：首先训练小鼠获得有关迷宫路线及出口的经验,然后再经过遗忘处理使它们遗忘相关经验。两个主实验均采用3(情境：真实火灾,模拟火灾,普通情境)×2(记忆：遗忘前和遗忘后)混合实验设计,因变量均为逃生决策。实验组被试为72只经过训练的小鼠,控制组为24只未经过训练的小鼠。通过考察小鼠在不同情境和不同记忆条件下的逃生时间和对逃生出口的选择探测并比较真实火灾和模拟火灾情境下小鼠的逃生决策差异。主要结果：(1)实验组在真实火灾情境下的逃生时间无论遗忘前后都明显比模拟火灾情境下短;(2)实验组在真实火灾和模拟火灾情境下的逃生时间都明显比控制组短;(3)当熟悉和陌生出口均开启同时熟悉出口处有烟雾条件下,真实火灾组在遗忘前后均倾向于选择熟悉出口逃生,其他两组则倾向于选择陌生出口离开。结论：真实火灾和模拟火灾情境下小鼠的逃生决策存在明显差异：真实火灾情境下受过训练的小鼠倾向于直觉性逃生决策;模拟火灾情境下受过训练的小鼠不倾向于直觉性逃生决策。     

智慧:结构、类型、测量及与相关变量的关系

智慧是个体在其智力与知识的基础上,经由经验与练习习得的一种德才兼备的综合心理素质,包括聪明才智与良好品德两大成份.智慧可分为常规智慧与应变智慧、群体智慧与组织智慧、个人智慧与一般智慧、德慧与物慧等,可用三维智慧量表、自我评估智慧量表以及智慧发展量表等进行测量,并与年龄、性别、文化、教育、人格、思维方式、智力等存在重要关联.今后应该深入探究智慧的概念与结构,拓展其研究方法、测量工具与教育策略以及开展中国化研究.     

消费行为领域中的调节定向

调节定向理论(Higgins,1997)超越传统享乐主义动机,区分出“促进”和“预防”两种调节性动机系统,近年已成为消费行为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调节定向影响着消费者购物决策整个过程,受被试因素(文化背景、自我建构)、刺激因素(信息框架、解释水平、非言语线索、商品属性)和情境因素(决策时间距离、任务操纵)的影响,通过直接作用、调节关联效应和调节匹配效应三种途径决定信息的说服效果,并且受到精细加工可能性的调节.管理者应特别注意具体营销情境中的调节定向,合理利用调节匹配效应.未来研究应关注调节投入理论、调节定向的前因变量以及同网络购物情境相结合,并探索如何削弱预防定向对营销的不利影响.     

跨文化判断与决策(英文)

本文对判断和决策研究领域所发现的跨文化差异进行了回顾。鉴于大多数判断和决策的跨文化研究都集中于对亚洲和西方文化的比较,本文也主要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发现。具体来说,本文回顾了在概率判断及信心、风险知觉、冒险行为、消费者行为以及经济判断和决策中所存在的跨文化差异。综述结果表明尽管亚洲人和西方人的判断和决策行为存在很大的跨文化差异,研究也发现了显著的文化内差异。目前关于判断和决策的跨文化差异的研究还相对匮乏,未来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进一步了解判断和决策行为的跨文化差别及机制。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自我-他人决策的理性差异及其机制

生活充满抉择,由于知识经验的局限,人们常需寻求他人建议,抑或直接请他人代己决策.诸多研究探讨了自我决策、向他人建议,以及代他人决策之间的差异.探究这种差异的动因之一在于考察何种条件下的决策更优或更“理性”.以往研究表明,自我决策或他人决策(向他人建议或代他人决策)均有可能更易违背理性决策原则,隐含着他人决策优于自我决策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一传统智慧有一定的边界条件.研究者一般从认知(建构水平理论)、情绪(类型和卷入度),以及动机(调节聚焦理论)三种视角对自我-他人决策差异进行解释.本文作者提出基于理由的决策(reason-based account)假设来解释自我-他人决策在理性程度上的差异.未来研究可从决策过程及脑机制上深入考察自我-他人决策差异及其机制.     

贪婪:态度、动机与决策机制

贪婪是人性的重要特点之一,也是哲学、经济学等领域经常讨论的话题.本文首先梳理了贪婪的概念,并将问题聚焦在对于物质的贪婪上.然后总结了贪婪的特点,并提出贪婪的定义.接着阐述了情境因素如何影响个体对贪婪的态度,以及贪婪动机如何影响自利行为.贪婪决策是个体决定是否做出贪婪行为的心理过程,受到自我意识和情绪的影响.贪婪决策过程模型整合了控制性、自动化两类加工方式,阐释了自利倾向与道德自觉相互作用的机制.本文对以上内容逐次进行讨论,并提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     

幸福的体验效用与非理性决策行为的偏差机制

基于体验效用的幸福包括预期幸福、即时幸福和回忆幸福,这三者有极其重要的本质差异,导致决策偏差和非理性。本研究运用行为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次从行为层次—信息加工层次—脑神经层次三个层面,立体地开展幸福感的体验效用与非理性决策行为研究。研究计划分为三个部分:(1)预期幸福、即时幸福和回忆幸福的本质特点和行为规律;(2)三种体验效用产生偏差的认知心理机制;(3)体验效用与非理性决策偏差的脑神经机制。通过系列研究,拟解决三个关键问题:(1)在人类判断与决策过程中,预期、即时和回忆三种效用是如何影响人们的判断与决策?(2)三种体验效用出现偏差的信息加工特点和脑神经机制究竟是什么?(3)三种效用的偏差规律及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启示。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不仅对决策理论研究的发展是一个贡献;对政府管理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避免"牺牲体验追求指标",解决"幸福悖论",同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早期马克思道德批判的元哲学叙事——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思考

早期马克思作为激进的人本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丑恶现象及其道德意识进行了多方面的道德批判.他主要以人的“类本质”假设、道德的“类生活”机制、道德与经济规律的关系论述为思想架构,对道德的理念、实践、法则做出了深刻的哲学分析和诠释,形成一系列睿智而独具学理建树的、关于道德的元哲学理念.它们既是生成唯物史观的思想元素,更是伦理学说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