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弼《易》学的“得意忘象”说

王弼(226—249),字辅嗣,三国魏山阳(今河南焦东)人,是中国《易》学史上一位具有非凡建树的杰出《易》家。他所创立的以“扫象阐理”’为宗旨的《周易》学说,全盘冲垮了两汉《易》家沿袭了四百多年的“象数”学积弊,独标新帜,改变了一代学术风气,成为宋代《周易》义理学之先河,并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一千多年《易》学发展的历史。 “得意忘象”,是王弼“扫象阐理”《易》学体系中的核心纲领,也是他所倡扬的各种解《易》条例赖以置根的基点。因此,本文针对此说,略述其内容实质,考辨其学术渊源,揭明其深远影响,以期展示王弼《易》学独步千古的思想蕴蓄之斑。     

《佛说睒子经》导读──佛书中的“孝经”

大乘佛教经典中有一类专讲佛释迹牟尼“前世”功德的经书,其数量很大,收载于各种版本大藏经中的有几十种,如《长寿王经》、《金色王经》、《佛说妙色正因缘经》、《佛说月光菩萨经》、《佛说师子素驮罢工断肉经》、《太子慕魄经》、《银色女经｝）、《九色鹿经》、《佛说膀子经》及《六度集经》等。这类经书通过不同的故事,借褒扬佛“前世”的功德,阐述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基本思想,以此规劝信众修持大乘菩萨行,广行善事,多积功德,以慈悲喜舍之心,度一切众生。这些经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经书中没有如同《般若》、《华严》、《法…     

《维摩诘所说经》导读

《维摩诘所说经》是大乘经中又一部很有影响的经典,在中国佛教史上此经一译再译,先后有七种译本,现存的有吴支谦译《维摩诘经》二卷;姚秦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三卷;唐三藏法师玄奘译《说无垢称经》六卷。其中以姚秦弘始八年（406年）鸠摩罗什在长安大寺“与义学沙门千二百人”译出的《维摩诘所说经》最著名。此经译出之后,备受中国佛教学界的重视,疏注此经的著作层出不穷,不下三四十种,其作者中的许多人都是影响一代的名僧,如南北朝时代的僧肇,道生;隋代的净影寺慧远,中国天台宗的创始人智;唐初名僧、三论完的创始人吉…     

魏华存与《黄庭经》

魏华存,字贤安,任城人,晋司徒剧阳文康公魏舒之女。生于魏齐王嘉平三年(公元251年)。幼而好道,静默恭谨。喜读《庄》、《老》,志慕神仙,欲求冲举。常服胡麻散、茯苓丸,吐纳气液,摄生夷静。年二十四,强适太保掾南阳刘文,字幼彦。生二子,长曰璞,次曰瑕。幼彦为修武令。魏夫人心期幽灵,精诚弥笃。二子粗立,乃离隔宇室,斋于别寝。传说“清虚真人”王褒为之师,授《太上宝文》、《八素隐书》、《大洞真经》、《灵书八道》、《紫度炎光》、《石精金马》、《神真虎文》、《高仙羽玄》等经,凡三十卷;“景林真人”又授《黄庭内景经》,     

毛泽东与佛教

从世纪之初至今近两千年,与佛教毫无接触的文化人、世间人几乎越来越难以找到。因为即便你认为自己与佛教一点不沾边,佛教文化还是像空气一样弥漫在你周围,呼吸进你的肺腑,溶化于你的血液,浸润到你的肌体。这就是从事理论研究者常讲的“积淀”。佛教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必然与这文化一同被人们接受,想彻底分清是不可能的。借用一段旧诗,便是“两个泥菩萨,打碎再重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也分不得。”分不得便要正确认识,正确对待。政治伟人、文化巨人的态度和方法往往是一般人所关注的。只从现代来看,人们最熟知的孙中山、毛泽东、鲁迅就都有对佛教文化的看法,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领袖为什么这样讲,民众为什么这样传,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么?     

唐代的许逊崇拜与宋元净明道的发生

关于净明道发生的时间,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看法,或认为东晋,或说唐代,或主宋元。宋元说又分为两种,一种认为形成于南宋初的何守证;另一种认为发生于元初的刘玉。笔者认为,魏晋统治者提倡“以孝治天下”,社会上产生许逊、吴猛等人传播孝道的现象是不足为奇的,且汉代道教已经接受了儒家伦常观(参见《太平经》)。魏晋道教则进一步以行善立功等儒家伦理作为神仙长生的先决条件。但说作为一个道派的净明道已于此时发生。     

要入乎其内才能出乎其外——陈鼓应教授的哲学史研究

著名学者陈鼓应(福建长汀人,1935年生),曾任台湾大学哲学系副教授,1979年赴美,任加州大学研究员,1984年起兼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陈鼓应多年来致力于哲学史研究,取得了突出成就,先后出版了《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老庄论集》(与张松如合著,山东齐鲁书社出版)、《老庄新论》(香港中华书局1991年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于1992年分别出版)、《耶稣新画像》(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悲剧哲学家尼采》(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存在主义》(与孟祥森、刘崎合译,商务印务馆1987年出版),在《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等报刊发表了数十篇论文,从1992年起,创办并主编了《道家文化研究》学刊(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早年并曾在台湾出版过《庄子哲学》、《庄子哲学探究》     

钱俶刻印《宝箧印经》与吴越国阿育王塔之关系重考

吴越国王钱俶三次刻印《宝箧印经》、三次造塔时间上联系紧密,以往大部分学者都认为钱俶所造阿育王塔均用于装藏《宝箧印经》。本文首先引述和辨析了中日学者关于日僧道喜《宝箧印经记》的最新研究进展,提示其背后道喜的撰述立场可能影响了历史记述。继而考察目前存世的钱俶刻印《宝箧印经》的贮存方式、吴越国阿育王塔的内部构造,试图厘清经、塔的真实共存关系,发现两者往往分离贮存。最后将钱俶所刻《宝箧印经》与其所造阿育王塔在东南沿海吴越至宋大塔中共存的仪轨实践和历史背景作一引申推测,认为《宝箧印经》乃是一种"法舍利",吴越国阿育王塔在当时应是作为"法身舍利"和江南佛教圣物加以供奉,而非根据《宝箧印经》所造。钱俶造塔纳经的幕后推动者很可能是力倡印经造塔弘法的吴越高僧永明延寿。     

《老子想尔注》的“神治”思想及其在天师道中的实现

长生信仰原属私人福享,本与政治性的公共善好无关,《老子想尔注》却将国家治理建立在每个人宗教性的长生信仰基础上。背后的原因在于,它的"道"是具有强烈伦理色彩的至上神"老上老君",老君及其神界职官通过气的同构共感对世人实施以生赏善,以死罚恶的"神治"管理,以确保好人长生无恙、恶人短命遭殃。世人想要长生,必须遵循神诫,多行善举。在这个过程中,长生带有伦理性,实现了其在宗教政治中的重新定位。这解释了早期天师道以宗教治病为主要救赎内容,以组织管理道民的"命籍""命信"来安排教区活动的原因。疾病、"命籍"(生死簿)、"命信"(与神相盟的信物)皆是涉及人的生死之具,是神管理人的重要途径。这就是道教借助长生信仰进行"神治",以安排公共秩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天师道教团以政教合一的"神治"方式,同样实现了世俗政府"治理民物"的目的。     

今传王弼本《老子》分篇分章源流考

《老子》书大致从战国晚期就开始以道经为上篇、德经为下篇,到王弼为《老子》作注时,《老子》的篇次和章句划分应该初步稳定。唐陆德明采用王弼注为《老子》作音义,并以道、德作为上、下篇题,以后又经历了长时期的流传变化,至明代后期或清代,今传王弼本的篇章结构逐渐固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