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瑛法师护国思想与实践

圆瑛法师于近代中国佛教实具举重之位。一在其弘宗演教之能,二在其躬身实务之功。法师反对人们视佛教为"迷信",主张如欲救世,须得佛法昌明,更践之以大乘菩萨道入世济世。法师行化一生,不仅广涉三藏,开演佛法大义,利乐众生,更积极躬身社会实务,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患难。当此可言,法师实堪为近世护国爱国僧人典范。     

三个和尚新传

本期中这位居士的处境,我感到似曾相识。我们生活中也有些盲目贪求奢侈的人,不认识自己的无明,反自以为“天经地义”,视正常生活者为“有病”,是“傻瓜”。为这些人生气固然有理,但也大可不必。 小和尚讲的故事出自《杂譬喻经》。故事中的国王确实多智,当他发现众臣食恶雨而发狂后,能理解他们,也能容忍他们。在群臣醒来之后,再开导他们。这看来荒诞的故事,却实在是含意深刻,发人深省的。     

血管壁切应力的优与非优

在生理水平的血管壁切应力属于优性因子,能促进血管重建,抑制内皮细胞凋亡,调节内皮细胞分泌功能,使内皮细胞形态产生适应性变化;而显著升高或降低的血管壁切应力则属于非优因子,导致高血压恶性循环发生、促进动脉粥样硬化及动脉血栓形成。实现切应力非优向优转化的重要途径是降低高血压和选择性阻断切应力对基因表达的调节     

天津松竹斋刊印《观音经》考辩

此本余偶得于书肆,封面题签为《观世音菩萨圣经》,考其版心上方,均作《观音经》。此本经人重新裱糊,故封面题名当为后人重署,非正名也。此《观音经》版心下方有“天津松竹斋印”,松竹斋乃荣宝斋之前身,然其设在北京,岂非在天津亦有分号焉?前有观世音圣像(如图),为马郎妇观音像。余初见之,觉非佛门正统,乃民间信仰杂糅之作。持归细读,虽其中不乏俗信之言,然所引所言皆有出处,当为又一种观音类典籍,故录之如下,以供参考。斋期(闰月照前),戒食(牛、犬)肉,无鳞鱼。正月初八,二月初七、初九、十六、十九,三月初三、初六、十三,四月二十二,五月初…     

脑电的重测信度：在多项静息态和任务态实验中的对比

基于脑电探讨心理过程的认知神经机制,需要信号本身具有良好的重测信度。本研究多角度对比了睁眼、闭眼两种静息态脑电以及精神运动警觉任务、Oddball两种任务态事件相关电位的重测信度。发现静息态的重测信度普遍优于任务态,其中闭眼静息态又比睁眼静息态的重测信度更高,alpha频段的重测信度在所有频段中最高。对于两种任务态,在时域上均表现为刺激出现后200 ms左右较高的重测信度。在空间上, 5种状态的结果都表明中央区域比外周区域的重测信度更高,这可能与外周区域更容易出现伪迹有关。本研究涉及多个静息态和任务态脑电实验,在频域、时域、空域三个维度的特征上,较为全面地对比了重测信度并分析了可能的原因,为后续研究脑电信号重测信度选择合适的实验范式和指标提出了建议,对于基础和临床领域的脑电应用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背外侧前额叶在安慰剂效应中的作用：社会情绪调节研究

为考察安慰剂效应在情绪调节中的脑机制,本研究以社会排斥图片为情绪诱发材料诱发社会疼痛,采用经颅磁刺激技术(transcranialmagneticstimulation,TMS)激活背外侧前额叶(dorsolateralprefrontalcortex,DLPFC),并使用事件相关电位观测TMS对安慰剂下调社会疼痛的影响。实验以“TMS组别”(DLPFC组、控制组)为被试间变量,“安慰剂条件”(安慰剂、非安慰剂)为被试内因素。结果发现, DLPFC组(n=50)比控制组(n=50)在安慰剂条件下报告的负性情绪更弱,反映情绪体验强度的晚正成分的波幅也更低,上述组间差异在非安慰剂条件不显著。结果还表明,DLPFC组比控制组更相信安慰剂的效果,愿意花更多的钱来购买安慰剂。此外相关结果发现,由DLPFC激活导致的安慰剂效应增强可有效降低社交焦虑倾向被试的负性社会情绪。本研究是结合脑调控和脑观测技术探讨安慰剂情绪调节脑机制的首次尝试,研究发现不但揭示了DLPFC在安慰剂调节情绪过程中的重要因果作用,还为临床治疗以情绪失调为主要症状的抑郁焦虑等精神障碍患者提供了脑调控干预的可行性脑靶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教中国化

传统文化是一种文明的深沉底蕴,是一个民族、国家与社会的“根与魂”,是其民族成员、国家公民、社会群体的认同标志。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要义之一,就是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我国各宗教。本文着眼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互动过程,借鉴新近研究成果,旨在阐发“以儒诠经”与“伊儒会通”留下的重要历史启迪,即“以儒诠经”实则深含“融入中华文化主流的文化自觉意识”,“伊儒会通”则能“奠定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思想文化根基”。     

《清静经图注》考论

《清静经图注》是彭德源借注解道教经典《清静经》以传教的青莲教系统之作品,成书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通过对海内外藏书机构和民间收藏的多种《清静经图注》重刊本进行甄别与断代,并梳理其源流,可以发现其中隐藏着民众观念的变迁。《清静经图注》不仅在庶民阶层中广为传刻,而且在士绅阶层中也有所传读。清末地方官员胡薇元所作《清静经笺注》即参照《清静经图注》分章及注文来注解《清静经》。以《清静经图注》为切入点,可以管窥晚清、民国时期民间宗教与传统道教的互动关系以及儒家士人对民间宗教与传统道教文献的接纳与转化。     

隋唐经录与《出三藏记集》的差异——以支谦译经为例

佛经目录是研究佛教文献的重要依据,但是不同目录之间的记载并不相同。现存最早的完整经录是梁僧祐的《出三藏记集》,但隋唐经录的记载与之相比,却出现了经名、卷数乃至译者姓名等关键信息的不同。以三国时期著名译者支谦的作品为例,来说明这种差异的形成原因。研究发现,隋唐经录采用了部分目前已经失传的材料,且根据编辑团队自身设定的体例,更动了文献的著录信息。这就意味着,我们藉助经录研究佛教文献时,不仅要参照时代更早的经录,也要了解经录本身特定的体例,这样才能得到更为准确的信息。     

《劫波经》中的胜者传记及其插图分析——以大雄传记为中心

《劫波经》是耆那教白衣派的重要经典,其中的胜者传记讲述了24位祖师的生平事迹,是文本的核心内容。自13世纪起,《劫波经》出现了带有细密画的插图抄本,并很快成为耆那教绘画艺术最为流行的创作题材。而在《劫波经》的所有插图中,胜者传记插图数量最多,占比最重,内容最为丰富。因此,胜者传记的图像是研究《劫波经》乃至整个耆那教细密画的关键。本文基于对文本和插图的整体考察得出结论：胜者传记以“五吉祥事”为叙事结构,在确保24祖传记完整性的同时重点突出了大雄传记的内容。图像高度依附文本,具有风格化、扁平化和模式化的三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