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的“法”与“术”概念及其现代政策意义

韩非关于法的这个定义，指出了法是官府制定的行为规范，守法则奖，违法则罚，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这与现代意义上的法或的涵义相差无几。法和术有着密切联系，都是君主意志的体现，都是国家统治的工具，都属于公共政策的范畴。     

中国佛教与印刷术

源于印度的佛教,于公元二世纪前后,传入中国,并在魏晋南北朝数百年战争、动荡的社会环境下迅速发展,到隋唐时期达于鼎盛。唐朝诗人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具体描述了发展中的佛教盛况。 佛教信徒把念佛、诵经、造像、布施等视为“功德”之事,把抄经看作造“功德”的重要手段之一。认为怀着虔诚之心抄写佛经可以“所获福聚,无量无边”,可“见释迦牟尼”,可以“灭罪”,而且写经越多,功德越大,那么虔诚的佛教信徒怎能不夜以继日、全神贯注地抄写佛经呢?     

变性术后患者心理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对策

变性术后的患者是个特殊的弱势群体,心理问题非常突出,它是生理、个人、家庭、社会等多种因素交互影响的结果;因此,通过社会、家庭及个体的共同努力,帮助其建立良好的个体心理模式,稳定其心理状态,可促进其心理的健康发展,这对于变性手术的成功和帮助变性后患者重新走向社会有重要意义.     

血管壁切应力的优与非优

在生理水平的血管壁切应力属于优性因子,能促进血管重建,抑制内皮细胞凋亡,调节内皮细胞分泌功能,使内皮细胞形态产生适应性变化;而显著升高或降低的血管壁切应力则属于非优因子,导致高血压恶性循环发生、促进动脉粥样硬化及动脉血栓形成。实现切应力非优向优转化的重要途径是降低高血压和选择性阻断切应力对基因表达的调节     

早期犹太释经

本文通过探讨死海古卷、斐洛的希腊化寓意解经、《密释纳》与《塔木德》及其与希伯来圣经之关联,呈现了早期犹太释经及其发展的概貌。圣经正典的合法化,第二圣殿之后犹太人的希腊化,以及不同犹太社群之间的身份冲突,都影响了早期犹太的释经活动。随着犹太人流散于各地,犹太释经传统受到当地文化的塑造。除了希腊七十士译本外,还有亚兰文译本塔古姆。独特的犹太释经进路与早期希伯来圣经译本的出现,对后来漫长的圣经诠释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圆瑛法师护国思想与实践

圆瑛法师于近代中国佛教实具举重之位。一在其弘宗演教之能,二在其躬身实务之功。法师反对人们视佛教为"迷信",主张如欲救世,须得佛法昌明,更践之以大乘菩萨道入世济世。法师行化一生,不仅广涉三藏,开演佛法大义,利乐众生,更积极躬身社会实务,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患难。当此可言,法师实堪为近世护国爱国僧人典范。     

三个和尚新传

本期中这位居士的处境,我感到似曾相识。我们生活中也有些盲目贪求奢侈的人,不认识自己的无明,反自以为“天经地义”,视正常生活者为“有病”,是“傻瓜”。为这些人生气固然有理,但也大可不必。 小和尚讲的故事出自《杂譬喻经》。故事中的国王确实多智,当他发现众臣食恶雨而发狂后,能理解他们,也能容忍他们。在群臣醒来之后,再开导他们。这看来荒诞的故事,却实在是含意深刻,发人深省的。     

他人在场抑制条件性恐惧泛化

本研究采用经典的知觉辨别恐惧条件反射范式,将主观电击预期和皮肤电反应作为主要指标,考察他人在场对恐惧习得过程和恐惧泛化程度的影响。结果发现,恐惧习得过程未出现显著的组间差异。在恐惧泛化上,他人在场抑制了恐惧泛化水平,表现为皮肤电泛化水平更低、泛化梯度更广。研究初步证明,他人在场可能会分散个体的注意资源,降低个体的知觉辨别能力,进而抑制恐惧泛化。因此,他人在场在临床上对情绪障碍,特别是恐惧和焦虑相关障碍群体的干预作用值得重视。     

第三方惩罚的神经机制：来自经颅直流电刺激的证据

第三方惩罚既是社会规范在群体得以维系的基石, 也是个体维护社会规范的体现。当前关注社会规范的神经研究大多基于第二方惩罚的独裁者或最后通牒实验框架, 缺乏对第三方维护社会规范过程中相关脑区活动的探索, 对这一过程的内在神经机制也不清楚。本文基于第三方惩罚的独裁者博弈框架, 对右侧背外侧前额叶区域(DLPFC)进行不同极性的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 同时依据第三方是否需要为其惩罚付出成本设计了零成本和有成本两个实验任务。结果发现, 第三方在零成本任务的情绪反应和惩罚显著受到tDCS设置的影响, 且阴极刺激显著提升了第三方的惩罚值, 这表明情绪机制对第三方惩罚有着重要影响。另外, 第三方在零成本和有成本任务中的惩罚差异在不同tDCS设置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 这与第三方惩罚还受到自利机制影响的观点相符。本文率先为右侧DLPFC活动影响第三方惩罚提供了神经层面的证据, 且支持了第三方对社会规范的遵从与其负性情绪反应和自利加工密切相关的机制解释。     

文本诠释与哲学史研究

受西方学术影响,中国哲学史研究自新文化运动以来采取“观念先行”治学原则。人们用某种观念统辖中国哲学文献,呈现了一种与中国人的生存和思想若即若离的中国哲学史述说。胡适的史料批判法、冯友兰的逻辑分析法、陈寅恪所谓的“了解之同情”,确立了这种哲学史研究的最初范式。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需进一步与中国传统阅读习惯接轨,陆九渊所谓“六经注我”典型地表达了这种传统读书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