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经学与哲学的关系

<正>经学在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哲学"概念引入中国并随之成为中国的一门现代学科却是晚近的事情。1913 年 1 月,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新的《大学规程》,经学遭到废止。当时在一些学者中间,围绕学校是否应该保留经学学科的问题展开过争论。然而,经学因为失去了必要的生存空间,最终还是在 20 世纪的中国逐渐走向了衰落 ( 甚至是衰亡)。《哲学研究》2011 年第1 期和第2 期连载了     

章太炎国学观述评

在当前的"国学热"中,关于"国学"的内容、性质与意义是什么的争论一直未停,之所以就此争论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家未能在统一的国学观下展开争论。而要确立统一的国学观,就必须追溯国学范畴提出与演变的历史。为了追溯国学范畴提出与演变的历史,就必须探讨章太炎先生的国学观,因章太炎先生正是现代国学观之见证人与提倡者。基于这一认识,分析章太炎先生一生四次讲国学的过程及所讲内容,可从五个方面总结章太炎先生国学观的主要特征。     

海昏侯墓新出文献与汉代“经传合编”问题

传统观点认为,汉代经传皆别行,东汉才开始出现经传合编的现象。海昏侯墓新出土的《诗经》和《春秋》简则提供了西汉时期经传合编的典型例证。海昏侯本《诗经》采用随文训诂形式,与今本《毛诗》同,注是经的附庸,这种合编形式可能是早期解经的基本模式。海昏侯本《春秋》经传是比较典型的经传合编,与今本《公羊传》基本相同,由此可见经传合编不晚于西汉中后期。但这种形式最初可能仅限于民间流行,在官方层面经传仍是别行。东汉的马融以经传合编的形式为经作传,后世引以为法,经传合编遂逐渐取代经传别行。探明经书文本的别行与合编问题,对于研究经学史和古代文献形制的发展流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浅析“冷清秋”人物形象

冷清秋是张恨水先生笔下极具代表意义的女性形象,她既具有中国传统女性的优秀道德品格,又有强烈的现代女性意识。她不仅是《金粉世家》的女主人公,也是张先生众多小说女主人公的缩影,更是那个时代知识女性的代表。她的悲惨命运,揭示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更反映了作者对当时社会和人生的无奈之情。     

“哲学”与“经学”之争:中国传统伦理的历史拐点

中国传统经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包含一套完整的伦理道德学说,它是中国传统学术体系的统领和灵魂。20世纪初期,西方哲学被纳入中国学术体系,并取代经学成为中国知识体系的统领;中国学术体系至此被逐渐全盘西化,中国知识体系原有的伦理道德品格也逐渐消失。中西文化具有截然不同的特征:西方学者可以一方面在知识体系之中进行科学研究,另一方面去教堂获得伦理道德素养;而中国学界的伦理道德品质并无宗教信仰可以依托,因此,剥去知识体系的伦理道德品格就从根本上为中国学界的道德大滑坡埋下了伏笔,而且其不良后果在当代已经清晰地显现出来了。中国知识体系需要重构,恢复伦理道德学说(不一定是照搬传统经学)的统领与灵魂地位。     

从中国经学传统出发诠释《圣经》:吴雷川解读《圣经》的立场和方法

中国和西方都有着各自源远流长的经典解释与理解的传统,中国文化以儒家为代表,其正统的学问就是经学,而构成西方主流文化的基督宗教,其正统的学术是《圣经》诠释.当基督教传入中国,它面临的是一个“多元宗教经典”的世界,一方面要处理和其它宗教典籍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要发展出合乎本土处境的圣经解释,这决定了汉语语境的《圣经》诠释要对其他的经文诠释传统做出回应.本文选取吴雷川(1870-1944),民国时期较具影响力、但还没有被充分研究的中国基督教神学家,通过对其作品的深入解读,发现其创造性之处在于自发地引入儒家的诠释传统解释《圣经》,概括而言,他运用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法以及“人格会通”、“设身处地”等经学方法,在儒经和基督教经“广引经文,串联互通”,试图解决两大经典相遇所产生的释义学冲突.本文将详细分析儒家经典解释的思想旨趣、致思路向和诠释意图等,是如何影响其对《圣经》文本的理解,并形成一种中国本土化的诠释策略——粗糙的“跨文化”、甚至是“跨文本”的圣经解释学.     

传统经学、经学传统及其现代转型

作为经典之学、诠释之学、信仰之学、经世之学的传统经学,长久以来形成了经学内容史学化、经学义理哲学化、经学品格崇古化的经学传统,具有沟通经学与西方现代学术的基础。但是,经学在现代转型中遭遇了价值与学理的双重危机,必须用大经学的综合研究弥补学科分科研究之不足,才能化解经学的学理危机,缓解经学的价值焦虑。     

《论语集注》的“集注”体例及其意义

"集注"与"集解"一样都是经学注释的传统模式,在朱熹之前,卫瓘、孙绰、李充等都著有《论语集注》,朱熹注释《论语》历经《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论孟精义》等多种尝试,最后选定"集注"体例。本文通过对《论语集注》中所引三十五家注的所属时代、学术派别、注释重点及其风格等方面的分析,揭示了朱熹对《论语集注》的"经注"定位,也揭示了《论语集注》成为超越时代的经典之作的原因。     

深切怀念刘品一大阿訇

深切怀念刘品一大阿訇张玉庄今年是刘品一大阿訇诞辰一百周年，辞世归真五周年。在此之际，刘老家乡沧州的穆斯林父老兄弟姐妹，更加深切地怀念他老人家。刘品一大阿訇出生于沧州市伊斯兰教世家，自幼受宗教教育之熏陶，８岁即进入沧州北大寺攻读伊斯兰经书。他天赋聪颖，...     

在史学与经学之间——朱子《春秋》观的再检讨

朱子在不同的场合,对《春秋》的说法颇有出入。其或视《春秋》为史学,亦否认《春秋》有义理、书法、条例。但朱子同时又无法否认孔子作《春秋》是“致治之法垂于万世”,在这一经学的意义上,朱子又不得不承认《春秋》有义理、书法与条例。在经学维度上看《春秋》,朱子对后儒之解经颇存怀疑。这种疑虑使得朱子对《春秋》的态度不自觉地由经学转向史学。但如果纯然视《春秋》为史学,这样不仅取消了孔子作《春秋》的意义,而且使得儒家五经之一的《春秋》学成为专计较利害的功利之学,这又是朱子所极力拒斥的。这或许就是朱子的两难之处,从而使得朱子对于《春秋》就不可避免地在经学与史学之间游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