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之洞、吴汝纶经学课程观看清末儒学传统的中断

清末新政教育改革使传统上处于核心地位的经学课程失去其重要地位 ,致使儒学面临中断的威胁 ,这是与权力中心接近、受经学熏陶的官绅亲手从正反两面促成的 ,他们在情理上必然处于紧张对立状态 ,在理性上吸收西方知识 ,在情感上对经学依恋不舍。通过对历史发展的理论预设和对张之洞、吴汝纶经学课程设置观的典型分析 ,既可以揭示他们心理趋向的异同 ,也可以反观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内在线索。     

"有物有则":从经学注解到哲学诠释

《诗经·烝民》篇"有物有则"一语的意义,经学从毛传到郑笺,再到孔疏,由于注解体式的差异而做出了不同特点、不同内容的解释.这些解释沿着或内在或外在、或知识性或义理性而组合成的不同方向,不断产生出"意义的生长",孔颖达的《正义》充分展示了经学注解的这些特点.沿着内在的"意义的生长"路径发展,"有物有则"中"物"字和"则"字...     

永年县创办“景灵圣经学校”

位于河北省南部与河南交界处的永年县,早在100多年前,主藉着他的忠心仆人们把救恩的福音带到了这块肥美的大平原上。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三中全会以后,主的福音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选择性接受与佛教的中国化

本文围绕宗教中国化的时代课题,立足于汉唐时期佛教在中国的历史变迁,提炼总结出中国人对于印度佛教的两大"选择性接受"——在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抉择中选择性地接受大乘佛教,在大乘空、有、如来藏思想体系的抉择中选择性地接受如来藏思想。本文认为,这两大"选择性接受"本身,离不开汉唐经学丰厚的文化土壤。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与自利利他的菩萨精神之间,内在良知的德性诉求与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之间,不仅透显出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意义,而且诠释着文明互鉴、多元通和的现实价值。     

“经学现代化”的历史变革与新范式的可能性北大核心

从“五四”至今,“经学的现代化”的进程始终伴随着研究者们对西方理论之冲击的回应。然而,对西方理论的误读性应用却贯穿了“经学现代化”之历程:“五四”时期的“实证主义”颠覆了经学的统治地位,并产生了至今依然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方面,经学被视为一种研究注疏的技艺科学;另一方面,经学被判定为政权证明自身合法性的文化伪装。新时代的经学研究应追溯、立足并发展经学的源始定位,在此基础上讨论一种未来经学研究的可能范式,通过“自我阐释”使作为学术的经学、作为政治的经学、作为伦理的经学与作为历史的经学成为经学中有差异的统一。     

山区呼唤传道人

大山莽莽,小溪潺潺,丛林郁郁,芳草鲜鲜;在文人墨客的笔下,山常常被赋予了多少灵秀与气质!但是,当你在陕西省的黄土高原上那一座座贫脊的山岭间行走时,你是断然寻不见这份优美,这分惬意的,在这贫脊的山区里,繁衍生息着一群群生活落后而贫穷的人们。真的。     

井田制研究理学化典范的宋代生成

宋代的理学思潮重塑了由汉代郑玄以来井田制研究的汉学典范,进而形成了一个新典范,即井田制研究的理学化典范。井田制研究的汉学典范困境和宋代理学思潮的冲击是井田制研究理学化开启的前提条件。宋代井田制研究的理学化是一个过程,又可分为两期。前期为井田制研究的理学思潮化阶段。北宋欧阳修是井田制理学化的早期实践者,他将理学批判和理学形上论运用到井田制的研究中,这是井田制研究理学化的开端。其后,宋儒井田制研究的重点是批判汉儒的方法和观点,但忽视形而上的研究,破而不立,并没有建立新典范的意识。后期是井田制研究的理学典范化阶段。南宋朱熹的研究扭转了两宋以来重批判轻形上的风气,将典范所依据的经典由《周礼》转向《孟子》;将所要诠释的井田制模式由《周礼》井田制沟洫制转为《孟子》九夫为井制;确立了以义理为本、典制为末观念为制度阐释的原则。朱熹的相关研究标志着井田制理学化典范的形成。井田制研究理学化过程是理学思潮重塑汉唐以来经学研究的面貌的过程,也是理学思潮自身调适和转向的过程。通过对井田制研究理学化过程的考察,可以丰富理学思潮如何成为典范的认知,也可以为汉学转向宋学的内在理路提供新的解释。     

20世纪的易学研究及其重要特色——《百年易学菁华集成》前言

回顾20世纪的易学研究,其中有两件最重要的"大事":一是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下,学者们用新的研究视野和历史观念对易学展开了全新的研究,在《周易》经传研究、易学史研究、象数与义理研究上都取得了巨大突破;二是一些极具研究价值的易学考古文献的发现,展现了早期易学的丰富面貌,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考量一些历史成说,这在今后的易学研究中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今天的易学研究只有"面向易学作为经学的事实本身",才能使源远流长的易学文化得到真正的继承与发扬,更好地应对时代和未来的问题。     

蒙文通先生佛学研究中的经学问题

“推治经之法以治佛典”是后人对蒙文通先生佛学研究的一条概括,为充分理解这句话背后所包含的意义,本文从蒙先生为何“推治经之法以治佛典”和如何“推治经之法以治佛典”这两个问题入手,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蒙先生到支那内学院问学的前因后果,以及他“南走吴越”的真实意图;从学术的角度考察了蒙先生与廖平的师承,以及他们同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学术差异,指出了蒙先生“治经之法”具体内容,揭示了其思想渊源和学术旨趣。